他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

  李福昌坚持40年写日记,记录自己身份转换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事情,在不经意间他用70余本、200多万字,记录下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李福昌一生的角色包括农民、工人、美术教师,还开了20多年面馆。几十年后达成的成就,是在西安买下3套房,为妻儿落了城镇户口,将两个孩子供上大学。他的一生平淡无奇,类似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生。
  
  儿子敬佩李福昌,他说自己父亲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也是一个时代不应被忽视的寓言。
  
  没想到这社会变化这么大
  
  “我家成分高,我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争取机会。”在儿时,邻居大哥会画画,李福昌“感觉挺好看,也就爱上了”,连外出割猪草都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对着山水牛羊临摹起来,同时还练就一手好字,小学还没毕业,村里刷标语,就被他一个人承包了。
  
  李福昌没有想到,这些儿时爱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只晓得,邻村一位大婶“觉得这娃将来会有出息”,坚持把自己当妇女主任的侄女介绍给他当媳妇。
  
  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全面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李福昌的名字出现在上线大红喜报上,但却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最终他还是顶替父亲的岗位,成为最后一拨子女顶替就业制度政策的受益者。进城当了工人后。他给农村的未婚妻写了19封信,表示自己是不会当陈世美的。
  
  1983年12月1日,李福昌在街上画速写,被附近小学的校长“相中了”,第二天就被通知报到,成了小学美术老师。
  
  1985年2月,学校的食堂因为没人吃饭“塌火咧”,校领导在教职工会上问“谁愿意承包”,台下无人应答。此时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但做生意在文化人的潜意识里,“还是被认为是没办法的无能表现”。
  
  李福昌举起了手说,总不能让老师学生没饭吃吧。领导顺水推舟称,每月要交70元的承包管理费。“话说出去收不回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生意红火是他没有想到的,“一分二分的纸币,每天能收一面盆,当日营业额都在30元左右”。他却开始发愁“要这么多钱干啥”。
  
  1995年,李福昌所在厂子“实在混不动了”,面对无奈的下岗和国家鼓励的停薪留职,单位上下避之不及。李福昌却第一个举手表示首先响应政策,领导重申了三遍,“你可要想好”。李福昌借了1500元,才凑齐了3600元的转让费,盘下了别人经营不下去的一家饭馆,当天他在日记里给自己鼓劲,“当上个体户,也算把全家6口人的身家性命押出去了。”
  
  在经营面馆那段时间,李福昌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每天骑着加重28自行车买两次菜。“干个体大小事情都要操心,晚上紧张地睡不着。必须喝两小杯酒才能放松。”
  
  合法经营是最低的运营成本
  
  李福昌保留下来的日记是从1987年7月11日开始的。“只有时时体谅他人,宽容他人,才是每一位公民应该有的态度。”他说自己也有看不惯想不通的事情,写出来,与自己和解了,也就不会憋得慌。
  
  他批评自己雇佣的厨师“不是刀工太差,而是干事不上心”,“过了两天就看到他把面条往泔水桶里倒。我当时生气地就想冲上去把他揍一顿。”最后他在日记里劝自己,“找机会还是和他谈一谈”。此后那个厨师跟着他干了四年,在西安也开起饭馆,当了老板。
  
  “市容城管把摆在街上的桌椅板凳收走了,到我店里拿东西。”李福昌在日记里痛陈粗暴执法,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出理解,“毕竟城市是大家的,都应该守这个秩序。”
  
  李福昌日记里描述当年的社会治安“真是太糟糕了”,“我在市场里丢了两辆摩托车。”“小偷在那掏包,老板只能挤眉弄眼递眼色。”
  
  辖区工商所到李福昌面馆店里吃饭,结账付了全价146元。钱收了,他的心却悬了起来,“人家以后给我找茬怎么办?办事会不会给我使绊子?我这个店手续齐全,又没违规,我怕什么?”之后,李福昌“硬着头皮到工商所办手续,没想到挺顺利的。看来合法经营是最低的运营成本呀。”
  
  “自立门户搞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不停涨工资也留不住服务员。”李福昌日记里还谈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都想当老板,可老板也很苦呀。”
  
  “新房装修的材料,屋内用品及家电多是名牌。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就在我身上发生了。”“今天装了电视机顶盒,能收到许多台,回忆当年17时黑白电视,到今天29寸彩电,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福昌的父亲和皮货打了一辈子交道,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穿上了皮鞋。“他辛苦忙碌一辈子,没想到勤劳致富的梦想,却在儿子这一辈实现了。”……
  
  2011年8月19日晚上,李福昌卖了一份13元的凉菜,里面有些是中午做的,可顾客觉得不新鲜,结账时嘟囔不值。53岁的李福昌于深夜里懊恼:“根本不是因为钱……我知道错了,糊弄了客人,决不能再犯。”
  
  枕边日记将儿子“逼”进了大学
  
  厂里的老同事都说李福昌身上有一股韧劲。他说这都是逼出来的。而最让他得意的,是他用日记把儿子“逼”进了大学。
  
  2002年时儿子上初二,李福昌被老师喊到学校:我看你经济实力还行,趁早把孩子领回去,买个出租车搞经营吧。李福昌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感觉脸上被扇了耳光。”“赚钱再多,要是把娃学习耽误了,我还要钱干啥?”
  
  “爸不会放弃你的。你有优点,爸相信你将来会有出息的。”李福昌下午买菜前,都会趴在桌子上写日记,“其实就是给娃留话”。实在没时间写日记,也要给儿子剪贴一篇报纸上的文章。他问儿子“放在你枕边的日记本看不看”。儿子说有时会看一下,有时就把日记本扔一边去了。李福昌还是坚持发现儿子的优点,然后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改正要求,最后用红笔提出一点小希望。
  
  2006年儿子被四川大学录取。在庆功宴上对众人解释说,仅在高中阶段,父亲写的6本日记一直鞭策自己按时回家、不进网吧,力争按时完成作业。
  
  李福昌一双儿女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对此他自豪地记上了一笔,“虽然大学在不断扩招,可是在乡下老家和我所在的工厂,还是被称赞为放了卫星”。
  
  2016年4月1日,为了专注照顾患病的母亲,李福昌把经营得很红火的面馆,一狠心关了。母亲去世后,他心里一直感觉“空落落的”,“忙了一辈子,实在不能适应没事干”。
  
  每次上街健步走,李福昌禁不住打量街边餐馆和贴着“出租转让”的门面房,“还想着再把面馆开起来。赚钱不重要,主要是不能把这岐山面的手艺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