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的竞争

  一
  
  记忆中,我和姐姐的竞争,就是从那“啪”的一声开始的,那是连环画(小人书)被打落在地的声音。我深知,那一声沉闷的声响,是姐姐美好的愿望和不公的现实相撞发出的声响,其实也是发令枪打响的声音,预示着我和姐姐今后几十年的竞争就此开始。
  
  那年我五六岁,我和姐姐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托着下巴,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等着去镇上交公粮的父母归来。
  
  平板车发出的吱呀声由远及近,父亲、母亲终于推开了木制的大门。父亲放下车把,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带红杠杠的条子,笑呵呵地看着。母亲摘掉草帽,从兜里掏出一本连环画,摇晃着大叫道:“庆儿,你看这是啥?”我一个箭步冲到母亲跟前,接过连环画,兴奋得又跳又叫。姐姐跟了上来,与以往不同的是,手中空空的她不再摇着母亲的胳膊索要,或者躲到一边偷偷地抹泪,而是直接把连环画打落在地。看到我哭了,姐姐略有害怕,后退几步,一双小手捂着嘴,不安地将目光在我和连环画间扫来扫去。这一次,母亲没有像以前那样责骂姐姐,只是喃喃道:“闺女长大了,闺女长大了。”
  
  二
  
  打我记事起,我就觉得,父母爱我胜过爱姐姐。家中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是我先享用,然后才能轮到姐姐。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姐姐无疑是不幸的。就连父亲看我俩的眼神都完全不同:看见姐姐时一扫而过,仿佛她是闯入这个家庭的一个陌生人;看见我时,他总会眯着双眼端详良久,就像打量着自己幸福的晚年,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去赶集或者走亲戚,父亲也喜欢捎带上我,似乎带上了我,便带上了家中的一切。在父母“宝贝,宝贝”的叫声中,不谙世事的我,也觉得自己无比重要,觉得得到的偏爱都是应该的。一旦姐姐和我发生争执,我就会假哭,声音越大越好,父母听到后,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干什么,立马就会跑来,对姐姐轻则呵斥怒骂,重则拳脚相加。面对父母的偏心,姐姐起初又哭又闹,无数次失望后,只得选择沉默。这一次,姐姐打落连环画,是一腔怨气长期积压的结果,还是姐姐已经长大“懂事”的缘故?我不得而知。显然,她打落的远不止一本连环画,还有我那皇帝般的待遇。父母从这件事中猛然意识到,长期的不公,已经引起姐姐的极大不满和激烈反抗。此后,父母对我俩虽说依旧未能一碗水端平,却把对我的偏爱转移到了暗处,不再如先前那般明目张胆,至少,在姐姐面前显得“公平”。
  
  或许,在彼时只有八九岁的姐姐看来,她之前遭受冷遇,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为了和我争宠,她变得勤快起来,帮父母挑水、烧锅、铡草、喂羊等,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学习上亦和我比较,常常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念书到深夜。姐姐的努力让她的处境大为改观,父母看见姐姐时,不再像看见陌生人那样熟视无睹,混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仿若看见了幸福的生活。可是,年幼的姐姐并不知道,因了她的性别,打她落地那天开始,命运便已经注定。
  
  “公平”了一段时日后,父母对我的偏心又从暗地里浮了上来,在对待我们的学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姐姐读初三那年,父母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让姐姐报考中专。虽说姐姐的成绩在班中数一数二,但考上中专的希望着实不大。考上中专就能吃上商品粮,如此捷径,哪个农村学生不想走呢?我和姐姐就读的袁圩初中,每年报考中专的学生很多,考上的却是凤毛麟角,且都是复读了3年乃至5年的。成绩出来后,姐姐名落孙山,不得不按照父母的意思扛起沉重的锄头。我则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念了高中。贫瘠的黄土地上,两棵同根的庄稼往往会有一棵被剔除,以保证另一棵有足够的养分茁壮成长。无疑,姐姐就是那棵不幸的庄稼。
  
  “这娃脑子好使,没能复读或者念高中,可惜了!”老师对父母说。
  
  “和她一般大的女娃,早就下地干活了。”父母对老师说。
  
  父母说的也是大实话,农村的女孩,念到初中毕业的并不多见,很多女孩小学没念完就成了家中的劳力。就这样,15岁的姐姐终止了学业,像大人一样拼命地干活,供我和妹妹继续读书。在念高中的日子里,家里的农活我无须操心,即便放暑假在家,也只需在清龅奈菽诎残亩潦椤V形缁蛘甙晚,透过窗棂,看到下地归来的姐姐,我心头常生出一丝愧疚,她被晒得通红的圆脸和幽怨的眼神,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次想起,我的后背都会冒汗。
  
  三
  
  1995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收到了合肥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盖着红章的通知书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泛着亮光,父亲昂首挺胸大声念完后,姐姐笑了,我却哭了。
  
  “等我大学毕业后,我会拉你一把的。”我握住姐姐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说。
  
  “等我以后混好了,我也会给你找个门路的!”姐姐挣脱了我的手说。
  
  此时此刻,我说拉姐姐一把,绝对是掏心窝子的话,让100个人看,99个人都会认为我说的话很正常,也很合理—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怎么说,也会比一个初中毕业的人前途好。父母都认为姐姐在开玩笑,但我很了解姐姐不服输的性格。况且,姐姐的话也不无道理—那时的她,那么年轻,又那么勤劳,何以见得将来就比我差?
  
  在我们邝庄村,姐姐是第一批外出打工的。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和母亲蒸的馒头,姐姐和堂哥以及村里的四五个年轻人,怀着美好的梦想,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离开了乡村和父母,开始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流转。
  
  姐姐第一站去了昆山,那时我刚到合肥读大学。在隔三岔五的来信中,我知道姐姐的发展并不顺利。她在一家冰箱厂给冰箱装抽屉,一台台冰箱随着传送带源源不断地赶来,姐姐从身边拿起一个抽屉刚装在冰箱上,下一台冰箱又来了,装了还有,总也装不完,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犹如麦季抢收小麦一样。我回信劝姐姐换个轻松的行当。几经辗转,姐姐最后在江苏宜兴的一家服装厂落了脚。
  
  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铁路工程局,有着较为轻松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为了兑现曾经的承诺,我劝姐姐到我单位的工程队做一名厨师。别人挤破头都想要的美差,姐姐竟然一口回绝,父母百思不得其解,只有我明白,姐姐还在和我较劲,她不会低下倔强的头颅,甘心做一名厨师,就此输掉和我的竞争。那时的姐姐已经结婚,离开了服装厂,跟着姐夫在宜兴贩卖蔬菜。姐夫驾驶货车,晚上七八点钟就要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后到达常州,购好蔬菜后,又连夜从常州赶回宜兴郊区的一家菜市场。此时,已是半夜两三点钟。在昏黄的路灯下等待的姐姐见到购菜回来的姐夫后,对着黑漆漆的四周使劲吆喝两嗓子,进货的菜贩子便前脚撵后脚,像听到命令似的,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一时间,不大的菜市场,叮叮当当,说说笑笑,好不热闹。批发完蔬菜后,天还没大亮,姐姐和姐夫收拾器具和剩余的蔬菜,赶回租住的房屋。
  
  父亲去看望过姐姐一次,回来以后,坐在月光里和我说起姐姐的生活,说起姐姐和姐夫贩卖蔬菜的辛苦,眼泪汪汪的,说那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基本上一整夜都不能合眼!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说:“早知道闺女会受这个罪,当初我哪怕再辛苦点儿,让她继续念书多好。”
  
  回应父亲的,是沉默的夜。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四
  
  姐姐离开乡村后,便很少回来。她2003年春节回来过一次,匆匆忙忙的,是向父亲借钱,说是要扩大生意,不仅向摊贩批发蔬菜,也给超市和饭店供货。父亲手头紧,让我借给姐姐,我摇摇头后,把钱塞给了父亲,坚持让父亲转借给姐姐。我和姐姐都绕来绕去,父亲没有多问,我也没解释。想必,父亲明白姐姐的意思,也知道我的想法。
  
  一晃又过去了9年,姐姐终于又回老家了,在大年三十零星的鞭炮声中。这次,她不是借钱,而是开着轿车回来的。轿车亮得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姐姐宽裕的生活。姐姐虽说穿得很鲜亮,但人苍老了许多,又黑又瘦的她,仿若风中的一棵枯树。那因长期熬夜形成的两个眼袋,又黑又大,像装满了厚重的岁月。
  
  吃饭的时候,姐姐以茶代酒,满满的一杯清茶反射着正午的阳光,晃得人眼花。她端起杯子笑眯眯地说:“绕过大学,我照样能成为城里人呢!”
  
  父亲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喷着酒气对我说:“打小你们俩就较劲,现在你姐姐在宜兴买了房子,落了户口,你这个大学生有的,她这个农民工都有了,你们俩算是打了个平手!”
  
  我或许喝高了,口无遮拦地说:“父母作为裁判,在学业上对我有点儿偏心,考虑到这个因素,其实是姐姐赢了!”
  
  和多年前那一天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情形相反,这一次,笑的人是我,哭的却是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