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情结束之后

  一
  
  那一天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到来。
  
  解禁前夜,北方交通大学嘉园公寓的学生,从一楼宿舍扯出插线板,接上台灯,在楼前开了场台灯晚会。
  
  有星斗,有蝉鸣,晚会上有同学表演吹笛子,虽然吹不出音,但所有人拼命鼓掌。
  
  第二天下午4点40分,夏日的阳光格外明亮,公寓区的警戒线被撤去,300余名学生欢呼着下楼,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同一时刻,北京皂君庙东里29号楼内,解禁的居民同样欢呼着下楼,但很快被亲友们挤了回去。
  
  有老太太在人群中笑弯了腰,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
  
  那一天是2003年5月8日,立夏后第二天,北京解除隔离9221人,“解冻”的信号自此陆续传来。
  
  哈尔滨解禁的居民冲到楼下畅快地跳了场广场舞;上海解禁的小朋友收到幼儿园伙伴折的400只千纸鹤;江西吉安的村民在祠堂前放了S多挂鞭炮,青烟腾起,仿佛能驱散沉积数月的阴晦。
  
  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人们争着和换上军装的医生们拥抱合影。院长张雁灵最后被抛向半空,所有人高喊:“胜利啦!”
  
  人们笑中带泪地打量着人世间,释然中带着怆然。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双解除”:解除北京旅行警告,并从疫区名单中删除。当日,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员工悄悄贴出一张手写标语:北京真牛!
  
  3天后,一个大雨夜,北京迎来“双解除”后的第一个周末。
  
  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如洪水般爆发。
  
  王府井礼花绽放,西单无处停车,中友百货内人潮涌动,闭店时间一拖再拖,“买东西的劲头跟不要钱似的”。
  
  商场内,试衣、交款、盥洗、乘梯都排着长队,每一个化妆品柜台前都挤满女孩。
  
  女鞋部人多到无处可坐,陌生女孩互相扶着试鞋,有女生说:“混在人堆里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在簋街,大雨没浇熄热浪,食客们打伞等位。到晚上10点时,簋街已消耗了5吨麻辣小龙虾。
  
  事后统计,那夜北京有150万人外出消费,消费总额超2亿元。
  
  一切开始缓缓苏醒。
  
  6月30日,“双解除”后第六天,环京长途公交恢复运营,铁路客流回升,北京中小学全面复课并举行升旗仪式。国家博物馆开了场展览,名为“大唐丰韵”。
  
  当天,一个60人的韩国旅游团飞抵首都国际机场,其中有45家韩国知名旅行社的代表。他们来考察“非典”后的中国市场。
  
  旅游团下飞机时,展示了一个书法横幅,用汉字写着“祝中国非典退治”,上有全员签名。
  
  此后4天,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旅行团相继抵京,游客在人民大会堂享受了国宴待遇。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称,他原本预计旅游复苏最快也得到9月,受访时他语带哭腔:“冬天过去了,春天将很快到来。”
  
  7月1日,一个叫“春之旅”的23人旅行团,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工作人员边测体温边小声说:“太好了,北京又有旅游团了。”
  
  其实春天早就过去了,但所有人都心有不甘。
  
  三里屯啤酒销量创下纪录,后海夜夜桨声烛光。颐和园破例连开了3个月的夜场。昆明湖中,长桥明月,湖边尽是流连不去的人们。
  
  经历过压抑的长夜后,人们格外珍爱人间。
  
  那年秋天,因“非典”推迟的第四届迷笛音乐节重开,那是最后一次免票的音乐节。
  
  43支乐队全部义务演出,每天观众超万人。10年后,有吉他手回忆:“那年就像是一群人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见过生死的人,失去过自由的人,感动过、愤怒过、痛哭过的人,在台下如海浪般起伏。
  
  反光镜乐队的主唱在音乐间隙仰望了一下天空,“太阳刚下山,天空真的好美。”
  
  二
  
  很多人的命运在那一年被改写了。
  
  2003年是高考从7月调至6月的第一年,因疫情影响,复习时间更为紧张。
  
  考前有消息称,感冒发烧的学生不能进考场,有考生因此一个月不敢洗头洗澡。
  
  当年高考如期举行,许多考生走出考场后放声大哭,称考题过难。
  
  命运滑向其他轨道的还有那年的毕业生。
  
  北京的招聘会直至7月1日才恢复,参会的大企业寥寥,许多毕业生因此离开北京,返回家乡。
  
  随同国运起伏的还有经济曲线。
  
  当年6月,货币政策收紧,一直震荡挣扎的A股,也随之进入下跌通道。
  
  疫情中的那些明星概念股,在4月达到顶峰后,急速下滑,画出一组组大同小异的山峦。
  
  国民经济如巨兽般舔舐自疗,引领复兴的依旧是优质白马股,“非典”题材股皆化作海市蜃楼。
  
  失意者除了投机的股民,还有投机的药商。
  
  北京两位专家开出抗“非典”中药配方后,河北安国药材市场的中草药价格一路暴涨。每天拉药的卡车超过千辆。
  
  平时每千克20元的银花,卖至180元。坊间称,几个药材大户每天能赚百万元,安国一天就能出几个百万富翁。
  
  因囤积居奇,以次充好,当年7月起,全国民间药材加工被封杀3年。3年后,安国药农受访时称,机器皆已生锈。
  
  颠簸大势中,得意者另有人在。
  
  “非典”结束后,炒房客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疫情结束后,全国迅速掀起购房热潮。
  
  因抗灾多发的货币需要出口,而且许多人因隔离心生感触,希望改善居住条件。
  
  2003年4月到6月,上海房价涨了18。1%,宁波涨了16。4%,疫区北京也同比上浮0。2%。
  
  那年夏天,温州走出5000多名专业炒家,带动家族炒房。据相关媒体估算,2003年有10万温州人行走天下,调动民间资本1000亿元。
  
  那年11月,温州炒房团包3架飞机赴深圳看房,买下上百套商铺。那年后,各地售楼处开始挂横幅“欢迎温州老板”。
  
  国家统计局公示,2003年住宅投资首破万亿元大关,房企井喷,激增至37123家。
  
  和炒房客同等风光的还有养生专家。
  
  “非典”后,电视养生类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央视的《健康之路》,北京卫视的《养生堂》,天津台的《健康大学堂》等,皆成明星节目。
  
  养生大师们有专业团队包装,在电视上走红后,纷纷出书。书店里,大师们的养生著作越过经史子集,摆在最显眼处。
  
  “非典”后,保健品销量报复性反弹,脑白金9月销售额突破1亿元。以前即便是春节,也没这个销售额。
  
  史玉柱说,一年间,脑白金经历了历史最低潮,也经历了鼎盛。
  
  电视上,广告声再度吵闹响起。电视前的人们,开始忘记许多事情。
  
  三
  
  “非典”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在公共场所不愿大声说话,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那年夏天,赵薇主演的电影《炮制女朋友》上映,票房只有600万元;同月,章子怡主演、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紫蝴蝶》上映,票房仅300万元。
  
  刚刚随国运完成颠簸的人们,不关心虚构的悲欢,尘世已是最揪心的舞台。那段乌云压城的日子,让人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非典”时,歌手郑钧在天津农村暂避,百无聊赖,小说打发时间。小说《菜刀温暖》描述了压抑的氛围下,他觉得众生都身不由己。序言中,他写道:“生活如一把菜刀,我们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一个冬瓜,引颈待命。”
  
  同样因“非典”宅在家里的王朔,在看《金刚经》。他说,你换个视角,就看到结局了,放下人类作为生物的那点事,一切昭然若揭。
  
  生死太锋利,命运太无常。那年的人们不喜欢任何浮华的东西,最尊敬的人是医生。
  
  京郊的小汤山定点医院成为特殊景点。北京春秋旅行社组织了一个千人旅行团,游客们特意提出要在定点医院停留,“近距离表达对白衣战士的敬意”。
  
  “非典”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在网上有纪念馆。那年,有百万人送上虚拟的莲花。
  
  一名每天送花的深圳白领说,他原来最崇拜企业家,并以之为奋斗目标。“非典”后,他崇拜的人变了,“原来真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奉献自己,而这样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那年,许多人因此立志成为医生,全民偶像是钟南山。
  
  人们崇尚真话的力量。
  
  2003年“非典”后,南方报人北上筹办《新京报》。
  
  报社设在北京南城一座老楼内,顶棚漏水,墙皮脱落,数十人共用一部座机,供电时断时续。
  
  然而,那个年代的记者豪情万丈。《重庆晚报》原记者袁凌当时在清华读博,听说《新京报》招人,便退学应聘。
  
  导师放行,“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袁凌写了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
  
  而那份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着: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终极价值。”
  
  历史开始了。
  
  那年夏天安静又漫长,“非典”消息渐少,印象中有两条新闻。
  
  一条是广东召开听证会,人们反对立法禁食野生动物,最激动的是养殖户:“立法不吃野生动物,我们一家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
  
  另一条是当时卫生部的高强说:“我们今天挥别‘非典’阴影,并不意味着‘非典’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还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警惕‘非典’重来。
  
  “如果果然有‘非典’重来的一天,则我们今天从抗击‘非典’中所学习到的一切,都将再次接受检验。”
  
  6月底的一个午后,我坐着出租车经过天安门。
  
  那天下过雨,一切都像洗过一样,空气中还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
  
  红墙,绿树,城楼,宫殿重叠的檐角。老夏利就像驶过一个苦闷的隧道,碾压过苦难,挣脱了厄运,闯入一幅新的画卷。
  
  那一刻,忽然觉得,一切都有了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