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人为何不愿戴口罩

  “疯了!简直疯了!我没妨碍到任何人,我自己的免疫力低下,戴口罩是为了自我防御。告诉你们,我去过三个疫区,你们觉得我戴口罩好还是不好?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我建议还是让我继续戴上口罩。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警惕,而不是由我来保护你们。”
  
  3月5日,在疫情已然大规模暴发的意大利,一名叫马特奥·达罗索的议员戴着口罩进入议会进行演讲,居然遭到了议员同僚们的嘲笑,议长最终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要求达罗索“要么摘下口罩,要么离开”,愤怒至极的达罗索说出了上述言论。
  
  无独有偶,3月3日,在瑞士,一名女议员也因戴口罩被从议会中驱逐。这位名叫玛格达莱娜·马尔图的议员是首个戴着口罩进入瑞士议会的人,但她的举止随即引发了争论,议长毫不客气地对她下了逐客令,理由是“扰乱会议秩序”。
  
  事实上,不仅政客和民间对口罩有抵制情绪,连欧美的医疗机构对口罩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在疫情同样严重的法国,法国卫生部下属的卫生总署署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要勤洗手,戴口罩并没有用”。德国卫生部的表态是“普通民众戴口罩没有意义”,美国疾控中心则说“健康的人并不需要戴口罩”。在英国和法国,口罩干脆被列为了“处方药”,只有病人才有“资格”佩戴。这也就导致了戴口罩者被打上了“病人”的标签,走在大街上都要受到歧视,以至于很多华侨华人在欧洲反而需要摘下口罩才能参与公共生活。
  
  如果真的追溯起来,欧洲人不把口罩当作常规性防护措施的卫生观念,甚至恐惧口罩,的确有其历史渊源。
  
  其实,欧洲人是口罩的最早发明者,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口罩的雏形。当时,黑死病肆虐欧洲,一些欧洲医生发明了鸟嘴面罩,其前端的鸟嘴状构造装有丁香、龙涎香、玫瑰花瓣、樟脑等芳香物质,用来掩盖环境臭味及隔离病人的飞沫,并具有杀菌功能。
  
  但问题在于,这种原始口罩的功效其实微乎其微,加上当时黑死病的超高死亡率,久而久之,人们就将鸟嘴面罩跟死亡联系起来,加上当时的医生还喜欢用放血、鞭打等不科学的疗法给病人“驱邪”,给人的恐怖感更甚。直到今天,“鸟嘴医生”的形象仍是不少欧美恐怖片中的标配,一出场就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基于文化心理的恐怖感。
  
  也正因如此,在近代以后,医生们为了显示自己与“鸟嘴医生”的区别,很长时间内反而不再戴口罩,直到1896年前后,德国医生莱德奇通过观察做手术的患者伤口感染,进而推断出人们说话时飞溅的唾沫会使伤口恶化,才重新发明了医用口罩。
  
  口罩最初的设计理念也影响了欧洲人的理解:口罩主要是为了防止自己不感染别人。在欧洲人心目中,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不需要戴口罩。
  
  东方人更为熟悉的“预防性口罩”,反而是咱们中国人首创的。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肆虐时,华人医生伍连德将当时简陋的外科手术口罩改造成防护用品,要求中国医生、卫生人员佩戴以防止被鼠疫传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当时同样前往中国东北帮助治疗鼠疫的还有一位法国医生迈斯尼,他是当时全世界顶级的流行病学家,但他坚持“口罩仅是防止医生传染给病患”的思路,批评中国人的做法是对口罩的“滥用”,最终,迈斯尼不幸感染鼠疫身亡。
  
  不过,当时同样在中国东北有大量活动的日本医生们很快在这种对比中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将伍氏口罩借鉴到了日本,让日本成为防护性口罩最早获得全国推广的国家。
  
  口罩变成公众常备用品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蔓延期间,欧美各国强制民众戴口罩。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府联合一些组织刊登声明,告诉人们口罩对流感有99%的抵抗力。不过,即便疫情带来了巨大损失,戴口罩的要求在当时依然遭遇巨大的反对声,很多人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人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所以,疫情过后,欧美民众很快又淡忘了口罩。
  
  从更深层次来说,在历史阴影与现实政治考量之外,欧美人对口罩的抵触心理也有其文化背景在作祟。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重新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医疗水平也同步增进,再加上战后自由主义的风潮,这就导致了西方对于自身有着极度的“制度自信”和“健康自信”,这两种自信都会让其对口罩有抵触情绪。
  
  从意大利议员达罗索的上述发言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自信有多么根深蒂固:达罗索必须首先承认自己“免疫力低下”,以此才能获得佩戴口罩的合理性。换而言之,即便在他的理念中,免疫力正常的人恐怕也没必要戴口罩。
  
  其实,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身体健康及其所散发出的力与美在西方被视为与道德相通的美德,中世纪的欧洲一度将生病视为一种“上帝的惩罚”,这些文化基因的相互作用,都让欧美人更容易将“体弱多病”视为一种羞耻。
  
  与之相对应,由于亚洲文化相对欧美文化更加内敛,口罩非但不会暗示自身体弱多病,反而会附加上不少积极意义:在日本,口罩不仅是一种防疫工具,还具有社交属性。日本秀明大学教授堀井光俊曾l表过一篇论文,认为日本人戴口罩主要是“相互客气”。在中国,由于曾先后经历过SARS和新冠肺炎两场疫情,在抗疫期间戴口罩被认为具有“响应国家号召”的集体主义象征。这些心态都与欧美迥异。
  
  另外,由于劳动保障体系和生活观念的差别,欧美人在感到身体不适时更容易选择请假不上班,欧洲各国目前出台的防疫政策中,也更愿意强调“若身体不适请在家休息”,而不是“戴口罩出门”。
  
  总而言之,不管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历史背景还是文化因素,欧美各国民众对口罩的偏见和抵制恐怕短时间内都难以打破。除非这些国家的官方医疗机构能够拿出足够令人信服的数据,或此次疫情泛滥到如“西班牙流感”般严重的程度——但矛盾的是,如果事态真的恶化到那一天,将酿成一场全球大灾难,这样的代价无疑太过惨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