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抑郁症患者,我很正常

  8年前的3月18日,一个叫走饭的姑娘离开了凡俗世界。她罹患抑郁症,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她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博账号,很多人因此认识了她。
  
  我和走饭共享一种疾病,至少我的医生是这么认为的。
  
  2019年11月,我去北京市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判断我具有重度抑郁症症状,我至今都时时怀疑她搞错了,因为我太正常了。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家人和朋友。我抖机灵的能力从未疲软,葆有对一切不健康但好吃食物的渴望。我坚持着我不算成功的眼妆试验,我高谈阔论,追剧看书,最主要的是,我努力尽一个好家人、好职员和好友人的本分。如果我偶尔拖延、敷衍或者在压力下掉眼泪,那应该是源于我的人性本能,而非病情所致。
  
  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正常”,我几乎从不吐露自己的精神状况。得病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恐惧他人强行给予我的歧视或优待,偏见和善意,我是一个“深柜”抑郁症患者。
  
  我慢慢地发现,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实在很多。她们隐藏在我热热闹闹的朋友堆里。上周我询问“你们想死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一边痛哭,一边观看在线学习视频。“你得晃一晃,找点事做,把这个念头晃掉。”一个姑娘告诉我。
  
  结束生命是一经常会出现的念头,但也不是难以对付。它只不过是一只尾随我的恶狗,我下蹲或者扔块石头,它就呜呜哀鸣着跑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没有体会过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抑郁症患者“万念俱灰”的感觉。我只是很尴尬,有时有点不知所措:世界在我眼中仍然是彩色的,爱也一直让我活下去。它变成了一种需求,我需要能给予这个世界爱。如果我终止了自己的生命,那我的爱也将停止了,我不能忍受如此。
  
  最初发病时我以为只是肢体出问题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疼痛,可始终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说话时会经历一些骤然的卡壳,我去医院,经历了一系列非常好笑的检测,包括一种像美国特工抓外星人的把戏:脑袋上戴一个编织着小球的大网兜,在一个女声提示下玩组词游戏,与此同时,电脑观察着我的大脑。
  
  医生推测,我将情绪压抑在身体里,而它们最终钻了出来,窜上了神经,让我痛得嗷嗷直叫。这让我很不服气。我差不多是我见过的人中情绪最稳定的,我很少焦虑,从不崩溃,定期为爱情电影哭泣从而健康宣泄出眼泪。
  
  但我也不能否认,那些可能不受控的情绪正在扰乱我的生活,集中体现在“又来了”的时刻。我开始表现出异常的状况,并越来越频繁。“又来了”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结巴,词组消亡在我的大脑里,像饼干溶化在牛奶里;我可能会痛哭,哭到浑身颤抖,像一把无法正常关闭的电动牙刷。
  
  这些状况通常毫无原因。这让我很愤怒,好像回到家发现一个强盗正坐在我的餐桌边喝牛奶,而我无能为力。
  
  一些无心之语,一个非常微小的错误,会随机性地让我愧疚异常,让我质疑自己的整个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症会选上我。一些论文说是我脑中的化学元素在开一个不太得体的party(聚会),一些论文说是我的基因有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走饭在8年前说:“太生气了,明天是周一,同意的请不作声。”
  
  我也不作声。我带着我隐秘的疾病,继续我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