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钱锺书与杨绛的女儿钱瑗女士于1997年去世,钱锺书于1998年去世,杨绛先生自己生活的这十几年,若没有文化信仰支撑,该有多难过……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感叹人生如梦。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们仨”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各踞一张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只配做我的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但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轻易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时才发问。锺书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照顾,又显得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窝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地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有时我们夫妇也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的女儿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有着封建顽固头脑的男人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翻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阿瑗是我的生平杰作,锺书心中的“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锺书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锺书于1994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阿瑗于1995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