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父亲

  自从家里安装了电话,再也没有给您写过信。最近刚写完了一部名叫《四十一炮》的小说,与家乡无关,更与村子里的叔叔大爷们无关。自从在《红高粱》里使用了村子里人的真实姓名惹得人家不高兴后,我吸取了教训,再也没有犯这种错误。
  
  北京的大葱不好吃。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北京的大蒜也不够辣。昨天高密的王大炮来了,扛来了半麻袋大蒜,紫皮,独头,辣得很过瘾。他说前几天去看过您,您身体很好,我们很高兴。中午我包饺子给他吃,白菜猪肉馅,胡萝卜羊肉馅,都很饱满,煮出来白胖,小猪似的。我捣了满满一臼子蒜泥,加了酱、醋、香油,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们家那盘大石磨还有吗?千万保存好,别被人弄了去。将来找个石匠琢磨琢磨,支起来,买头小毛驴,拉着,磨新麦子。石磨磨出的面粉,比机器磨出的好吃。还有那柄腰刀,可别当废铁给卖了。我听爷爷说那刀是毛子扔下的,也许杀过人。我前几年回家,跟二嫂子要那把刀,她说不知道让大伯藏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咱家还有两把铁锏,很沉,就是秦琼使用的那种武器,后来见不到了。听说是被一个表叔拿去了,还能找回来吗?还有,您帮我做一把小锤吧,这里有核桃,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
  
  前几天父亲节,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父亲的严厉》,写得不好,但还是抄给您看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脖子紧缩,半天才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们怕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怕父亲。
  
  弟兄们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弟兄们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
  
  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着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怀里撒娇。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吗?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说:“你爹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