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摘取诺贝尔奖的“三无”科学家

  屠呦呦,女,药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曾接受中医培训两年半,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揭晓,因为发现了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而每年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奖。85岁高龄的她,也是第一位摘取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继莫言之后,再度圆了国人的梦。她曾因以身试药毁了身体;自幼被寄养在外地的女儿,一直不愿喊她妈妈。如此一位“拼命三娘”,既没有博士学位和留学经历,也不是两院院士,被人戏称为“三无教授”……
  
  送走幼女搞科研
  
  屠呦呦之名缘于《诗经·小雅》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意为一群鹿儿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蒿子。这不禁令人惊叹,从父亲为她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就注定要与这种神奇的蒿草连在一起。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宁波,是家中五兄妹中唯一的女孩。少女时期的她长相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成绩中上等。因在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民间中医配方救人治病的场景,她对中医一直很感兴趣。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她被分配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并嫁为人妻。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除了出差学习,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幢小楼。
  
  丈夫李廷钊与屠呦呦是中学同学,他曾到苏联留学,回国到北京时,见自己曾经暗恋的“女神”尚未结婚,就大胆表白,于是世间多了一个幸福家庭。婚后,冶金专家李廷钊在北京的钢铁研究院工作,兼管一切家务,是个模范丈夫。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屠呦呦,在生活中是个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就焦急地打电话向丈夫求助。李廷钊骑着自行车赶了很远的路,冒着小雨来到妻子的单位宿舍,从桌子到皮箱,他一边寻找一边收拾那些杂乱的物品,最终,证件找到了,原本乱七八糟的房间也被他拾掇得井井有条。
  
  还有一次,屠呦呦从宁波回北京,火车停靠途中站点时,她下车散步。结果,火车开走了,她竟然被落下了。于是她又带着哭腔给丈夫打电话:“我的包还在火车上呢,这可怎么办?”类似的趣事发生多了,同事们见了屠呦呦难免会笑话她:“你真是被丈夫宠傻了,除了工作啥也不会呀。”她丝毫不生气,羞涩地挠挠头说:“他也说我这个傻媳妇如果离开他,难保不会被饿死。”
  
  尽管在生活上是个马大哈,但工作中的屠呦呦一直十分严谨,兢兢业业,有着一股“拼命三娘”的倔强劲儿。1969年,她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大型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
  
  原来,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时期,作战士兵常常被疟疾所累,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多国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抗疟药物的研发上,但都一筹莫展。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聚集北京,就疟疾防治药物和抗药性研究工作召开了一个协作会议,就此启动了代号为“523项目”的计划。
  
  国家对“523项目”十分重视,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研发,这其中就有来自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她被分在中医药协作组,主要从中医角度开展实验研究。当时受“文革”影响,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7岁的屠呦呦因工作能力突出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世界约10多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两亿余人患疟疾,上百万人因此死亡。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这种虫媒传染病的防治,重新成为全球医药界的研究课题。60年代以来,美、英、法、德等国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我国从1964年就开始了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但一直到屠呦呦加入研究组的1969年,仍没有任何重要发现。
  
  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丈夫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工作,她实在无暇照顾两个幼小的女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只好把不到三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宁波老家。
  
  以身试药的“青蒿素之母”
  
  接受艰巨的任务后,屠呦呦首先从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入手,还走访了很多老中医。因长期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她的视力迅速下降。
  
  研制新药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光是调查收集,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成员便筛选了2000余个中草药方,整理出了640种抗疟药方集。他们以鼠疟原虫为模型,检测了200多种中草药方和380多个中草药提取物。其中,青蒿素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青蒿,在我国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里,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
  
  青蒿素就来自这种菊科艾属植物的提取物,屠呦呦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它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68%。但这个抑制率十分不稳定,甚至在后续的实验中,抑制率显示只有12%~40%。这是怎么回事呢,屠呦呦和课题组成员都陷入了困惑。
  
  从此,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回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由于当时课题组使用酒精提取青蒿素,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味,挤公交车时,很多人都对着她指指点点,以为她是“不检点的女酒鬼”,邻居们与她擦肩而过时也直皱眉头。
  
  长此以往,屠呦呦患上了中毒性肝炎。丈夫支持她,也心疼她,工作之余甘当妻子的科研助手,从寻找抗疟疾新药的线索,到青蒿素的提取“秘籍”,每当屠呦呦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瓶颈,他都会不辞辛劳地四处帮她找书籍,查资料。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和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们改用四川的;梗和根茎中提取不出青蒿素,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至于提取方法,我是通过翻阅古代文献,特别是东晋名医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我细细琢磨这段记载,才意识到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回忆道。
  
  于是,她着手改进提取方法。没有先进设备,只能用土办法,屠呦呦和同事们把买来的青蒿先泡一泡,再将叶子包起来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浸泡。直到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才第一次用乙醚成功制取青蒿素,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到了100%!在此之前,她和同事们在实验中已经失败过190次。“天哪!我们成功了!”那一刻,屠呦呦与同事们相拥而泣。
  
  做完动物实验,屠呦呦和同事们又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为了确保安全,他们先把青蒿素试用到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志愿试药算什么呢?我先来!”屠呦呦率先以身试药,同事们也毫无畏惧地紧随其后。经多次亲身实验,效果十分喜人。随后,屠呦呦一行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从良性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首次取得了30例青蒿素抗疟成功的临床效果。
  
  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屠呦呦等人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至1977年,共治疗2099例疟疾,全部获得临床痊愈,使青蒿素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型抗疟药!
  
  当年3月,屠呦呦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不久,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几年后,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蒿甲醚”研发成功,并获得国际专利,随即走出国门,惠及全世界。
  
  但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升级版”的双氢青蒿素,其抗疟疗效为前者的10倍。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的“救命药”,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其重要性堪比“两弹一星”。作为我国研制成功的全球唯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也是数亿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非洲人、东南亚人用它保命,美国人、欧洲人也不得不靠它求安全!
  
  2006年l1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承诺:今后3年内,中国将向非洲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三无教授”摘取诺贝尔奖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荣获了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这位既没有留学经历和博士身份,又没有两院院士耀眼光环的“三无”中国老太太,容光焕发、笑容满面地站在领奖台上,浑身散发出知性的魅力。这是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颁予中国科学家,她因此被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在评价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重大意义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委夏皮罗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目前已有数亿人因此受益,未来这一数字还会增长!”
  
  其实屠呦呦60岁时就可以退休,安享快乐的晚年生活。但已经81岁高龄的她仍忙碌于挚爱的科研事业,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但这位科研巨人,在生活中是一位“失败的母亲”。自幼被送到外地寄养多年的大女儿,被屠呦呦夫妇接回北京后,一直不愿喊爸爸妈妈,母女之间的疏离感至今尚在。屠呦呦知道,女儿怨恨她当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情非得已呀!”老人抚摸着家中摆放着的女儿和外孙的照片说。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研发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大女儿如今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行政教务工作,很少回国。
  
  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老家迁回北京,她虽然留在京城工作,平时对父母的照顾也很周到,但屠呦呦也能感觉到,她们并不像别的母女那样亲密无间,有的只是亲情和责任。“孩子还不会说话,就被我们两口子‘流放’到宁波许多年,心里肯定难受……”老人喃喃地说。
  
  由于长期做实验,过劳的屠呦呦染了一身病,女儿常回家给她熬中药,看着孩子们日渐花白的头发,屠呦呦时常想心疼地拥她们入怀,说一句“摊上个搞科研的妈妈,让你们受累了”,但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一直说不出口。她只会将深沉的母爱,藏进平实的生活细节,不露痕迹地给予孩子们。
  
  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在一片叫好声中,人们也发现了这位卓越女科学家的身份独特之处,她既非博士更非院士,竟然只是中医研究院一名普通的研究员。于是,屠呦呦为何会成为“三无教授”的非议,接踵而来。
  
  事实上,由于“523项目”是在援外备战的背景下提出,具有军事机密的性质,项目的研究结果不允许向外公布。加之“文革”期间,科研工作者不能公开署名发表科学论文。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被外人所知。
  
  “她发现青蒿素已经40年了,尽管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但她始终默默无闻地工作,并致力于研究青蒿素。屠呦呦是个典型的科学家、学者,不善于交际。”她的老朋友——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说。另一位老同事则称,屠呦呦是那种持之以恒的科学家,不浮躁,不像有些科学家什么时髦就搞什么。“她比较直率,只讲真话,不会拍马屁,不管在私下里还是会议上,她同意的意见马上就会肯定,不同意就直言,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2015年10月5日晚,屠呦呦在家中看电视时,通过《新闻联播》才获知自己摘取了诺贝尔奖的消息。随后,家中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祝贺的、采访的,老伴儿李廷钊频频接听,甚至有媒体记者问他:“您是不是屠教授的生活秘书?”对此,屠呦呦笑着说:“其实,他就是我的生活秘书,我听力不好,接电话的活儿都是他的。”
  
  诺贝尔奖评委会将大奖颁给屠呦呦,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试验。
  
  “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虽然把奖颁给了我,但它属于‘523项目’科研团队的每一个人……”这段获奖感言,被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12月,她带着全中国人的骄傲赴瑞典领奖。老人获得了400万瑞朗奖金,约合人民币3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