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书有关的时光

  我人生买的第一本书,是《新华字典》。记得那年,舅妈在北丽桥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动手术。我和妈妈、外公看望她。那医院的楼很高,坐电梯坐得晕乎乎的。到了舅妈病房,看见隔壁病床上有个长得很好看的阿姨。外公和她闲聊得知,她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外公说,小橘子,等下带你去新华书店逛逛。不记得当时逛的是中山路上还是建国路上的那一家了,只记得书店旁边有一家张翠丰蜜饯店。那天外公给我挑了一本《新华字典》。外公说,以后有不认识的字,可以自己查字典。果然,我吃饭、睡觉、上茅坑,都没忘记拿着字典。特别是那些冷僻字,我尤其百看不厌。
  
  于是很多字我都认识了。村子里有人结婚,九爷要在红包纸上写“鞠躬”两字,九爷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我拿过笔,刷刷就写了出来。九爷摸着我的脑袋说,小橘子,你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那时我可不想当什么读书人,我成天假小子似的在村子里游荡与闲逛。可是九爷的话仿佛有着某种魔力。渐渐地,我发现读书的趣味了。我的读书史严格说来是在镇上一个名字叫佩佩的女孩子家里开始的。佩佩是我的同桌,她妈妈是镇上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
  
  佩佩的家在镇上朝南埭一幢小楼的公寓里。房子里铺着木地板,有一个落地的大窗子。窗子上挂了紫罗兰的窗帘。风吹过,吹起一帘幽梦。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靠墙的那个书架。我至今仍记得那套书的名字——《吝啬鬼、懒惰鬼、糊涂鬼的系列故事》。还有《安徒生童话》和《少年文艺》。
  
  我每天一大早就去佩佩家等她上学。放学时,我又去佩佩家做作业。我写字写得飞快。因为写完了就可以看书架上的书。佩佩的妈妈对我总是笑眯眯的,然后眉毛一拧对佩佩说,你瞧瞧人家小橘子,多喜欢看书啊。佩佩听了就很烦躁地把头一扭,发脾气说,我就不爱看怎么啦,你要是喜欢小橘子就让小橘子当你女儿好啦。佩佩的妈妈生气地去拿扫帚,眼看佩佩就要挨打,我这个间接的肇事者,只好飞快地回家。
  
  可是那本书还只念到了一半,于是第二天,我厚着脸皮搭讪佩佩,放学回家以后又坐在她家的木地板上了。念初中的时候,佩佩一家搬去了城里。每次路过她家的房子,我总是怔怔的。令我伤心的并不只是和小伙伴的别离,我想到有那么多的与书有关的时光,我曾在这里度过,而我从此将要与这样的日子永别。
  
  幸好念初中时,镇上开了一家书店,在步云桥底下。我喜欢“步云桥”这个名字,仿佛有个女孩子走在云朵里。那可是镇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了。那家书店的老板名字叫张宣。我经常穿过香樟树的浓荫,走到张宣的书店里去。说是书店,倒是卖宣纸、湖笔、练习簿居多,只在靠角落的地方放了两个书架。
  
  于是,我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遇见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个少女时被数学老师在脸上涂了墨水,再也不肯去上学的女孩子;那个白先勇的邻居,散步时远远看见白先勇就飞快地逃走的女孩子;那个休学在家,得了自闭症,有一天想学学画画,于是怯怯地去见恩师顾福生的女孩子;那个跟着荷西一起去撒哈拉,在沙漠里白手起家的女孩子;还有那个浪迹天涯,万水千山走遍的三毛,我舍不得很快读完。我像吃好东西一样一点一点读着她的悲欢人生。直到有一天,我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我想到许多年以前,那个女孩子的脚步,也曾出现在这里。我的眼泪忽然就簌簌地掉了下来。
  
  在台北我去了诚品。说起来,诚品算是大陆文艺青年去台湾的理由之一。我为什么要去呢?我倒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很文艺。我是想去看看,那家二十四小时阅读改变了一座城市的书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起来,它只是一家很普通的书店,规模还没有杭州、上海的书城大。我瞥了一眼架子上的新书:《妖怪模范生》《奇奇的异想世界》《黯》《boom!》,书名台湾腔十足。那些书皆装帧得十分漂亮,我挑了七八本书,付了两三千台币。在大陆可以买个四五十本了,不由得叹息:台湾的书可真贵啊。
  
  后来台湾秀威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售价320块台币,不晓得他们卖掉了几本。十一月听说苏州也开了诚品书店,朋友约我一起去。那天下了小雨,天气格外冷,然而去诚品的人格外多。在那个神庙一样的地方,我们钻来钻去。这个百货大楼一样的书店,太华丽了,物品齐全,逛累了,可以买买苏绣,喝杯咖啡,买点陶瓷、拖鞋、围巾之类的,当然价格也十分昂贵,台湾版的书则更贵。我花了九十多块买了一本毕飞宇的《玉米》。那天毕飞宇和骆以军都来了,李敬泽老师主持了一个对谈会。我听到李敬泽老师说,一个好的作者一定也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好的读者。我一时听得兴起,把一条花了三百五十块大洋买来的围巾顺手放在一旁,等到活动结束后,那条围巾竟被人顺手牵走了。走在苏州冷风嗖嗖的大街上,我心中无端就有了那么一点小忧伤。
  
  说起城市的书店,这几年愈来愈式微了。2000年我经常去逛中山路的一家书店,名字叫但丁书屋。店很小,只有一个门面,文学书却很多。有个姓费的老伯在看店,见我经常去,就给我打点折。偶然和老伯聊天,得知他是油车港人,他的儿子费立新亦是一个书痴,书店的生意并不好,大约一直是他在贴钱的,后来实在撑不下去只好关掉了,改开了一家花店。我每次去市中心,经过那家花店,偶尔会想起费老伯,想起我那些消逝的青春时光。
  
  越秀花园对面有一家小书店,装修得很文艺,有一次去体育馆游泳出来,恰好看见就走了进去。有个女孩子坐在一排木书架旁。我问她有没有水,她用纸杯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喝了水不买书觉得未免有点不好意思,就去架子上抽了一本书,是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的《隔壁女子》,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下子把我迷住了。那个夏日的午后时光在记忆中忽然变得无比旖旎。
  
  勤俭路上有一家六元书店。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隔壁是一家麻辣烫和一家老北京布鞋店。我经常在去吃麻辣烫或买老北京布鞋时,顺便逛下书店。布鞋店的老板买鞋子赠我鞋垫。书店老板有时候见我买多了,也会随手送我一两本。有一次送了我一本李渔的《闲情偶寄》,淡蓝色的封面,竖排,一个字一个字念过去,古意盎然。
  
  勤俭路附近有个仓库卖过旧书,论斤称。那个卖书的老伯,我认出来竟然是步云桥底下的张宣。他佝偻着背,已经很老了,他没有认出我。我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大堆,那堆书里有一本三毛的传记,上面有三毛来大陆肖全给她拍的一组照片。照片上的三毛,亦不是当年那个女孩子了,她的神情之间,已隐约可见疲惫苍凉与落寞。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北自杀。那么,当年我在张宣的杂货店里读她的小说时,三毛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去一座城市,遇到书店,总是会忍不住进去看看。有一次去南京,在总统府内邂逅了一家书店:先锋文史书店。那里出售新书。也出售一些关于南京的旧书。翻到一本彩绘画册,记录着玄武湖、乌衣巷、石鼓路教堂、拉贝故居的旧时风貌,封底写着余秋雨的一句话:“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靠窗的一只书架上,摆着张爱玲和三毛的小说,还有一本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见一幢摩登的西洋大楼,掩映在蓊郁葱茏的古木下。目之所及,一切都是沧桑。沧桑之外,一切又都是优雅。
  
  还有一次,在厦门大学,我走进一家书店,那书店亦很小,门口搁着一块小黑板,写着新书的名字。不时有学生和游客一拨拨进来。在书店一个角落,我听见一个厦大的男生和女生在轻声交谈。男生不知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女生捂嘴轻笑。那一低头的温柔,令我怅惘。
  
  那些与书有光的时光,终究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