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

  一直以来,在与我探讨生死话题的来访者中,每个人最关心也最不敢提及的,就是死亡的过程。他们说,自己会忍不住去想象,然后被自己的想象深深震慑,不敢想下去。而之后,又忍不住再想。
  
  为了弄清死亡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在7年间与数十位同死亡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位53岁的资深户外探险爱好者,一次在野外途经一条暗河,队友不慎落水,作为领队的他随即跳下暗河施救。原本水性很好的他没有想到,暗河的尽头是一个瀑布,下方是一个有着巨大漩涡的寒潭。他们从瀑布上跌下来,被水流裹挟着向漩涡的底部沉下去。
  
  我问他那一刻是怎样的感受,他说,一开始呛了水特别难受,很害怕,用力挣扎,头昏脑涨。但渐渐,随着窒息时间的延长,痛觉似乎被阻断了,整个人放松下来,就这样漂在水里,看着水那么透明,那么绿,那么美,看着搜救他的人在上方游来游去,心里非常安静,头脑越发清醒,觉得这一刻很美很享受。他说,当自己被救起的时候,甚至舍不得离开。出水以后,身体才又恢复了对痛苦的感觉,浑身寒冷刺骨,特别是排出肺里的积水时简直难受无比。
  
  另一位来访者是一个36岁的国企员工,常到偏远山区去检查电力设施。有一年冬天正逢贵州凝冻,他们的车从盘山公路翻下悬崖,落在山脚下的田地里。那次事故带走了5个人,幸存了两个,他是其中一个。之后,他的手臂落下了终身残疾。
  
  我问他,当时你害怕吗?他说,来不及害怕。车翻下去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下死定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在车的残骸里,他奋力爬出来,觉得被什么东西拽住了,用力想扯掉却扯不断,原来那是他的半条手臂肌肉,又脏又黑,没有半点感觉,也不痛。他把那条肌肉拽出来,拖着它,爬出车厢大声呼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痛觉回来了,浑身痛得像要散架一样,满头冷汗,连话都说不出来。
  
  还有一位来访者是一位29岁的白领女性,有一次出差从上海飞新加坡,飞到一半,飞机突然剧烈颠簸,并以极快的速度下坠,座椅上方的氧气面罩脱落下来,机舱内惊叫连连,乱作一团。她说,开始她很害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飞机要失事了,她要死了。这种害怕大约持续了一分钟,然后她突然平静下来,内心一片清明。她曾以为自己临死时一定放心不下孩子,但那一刻让她意外的是,她没有。“我想了一下孩子,然后对自己说,以后我不能再爱他了,但没关系,还会有别人来爱他。然后我以极快的速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对自己说,够了,很好。之后,我闭上眼睛准备去死。”
  
  后来,飞机奇迹般地化险为夷。降落在新加坡机场的那一刻,机舱内许多乘客喜极而泣。她说,反而是知道自己安全了就开始后怕了,走下飞机就开始大哭。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每天做噩梦。这种恐惧,让她在之后的两年之内都不敢再坐飞机。
  
  由他们的故事,我意识到,在突发性的死亡中,人对痛苦的感受是不强烈的。一方面是时间短,我们的大脑来不及对死亡这件事做出深入全面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似乎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在生物体无法承受的痛苦面前会自动切断我们对痛觉及其他痛苦的感受。
  
  因此,我后来常告诉来访者,死亡是可怕的,但世上最可怕的其实不是真相,而是我们的想象。

吴作人巧拒求画

  吴作人的人品与他的画作一样备受推崇,他为人一向平和,有朋友向他索画,他总是尽量满足,慷慨相赠,有些陌生人了解到他的脾气,就想通过朋友做跳板来求画,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对于这种情况他只能拱手说抱歉了。但是为了不伤朋友之间的感情,他不方便直接拒绝,只能想办法话中递话,让对方自觉而又体面地“就此留步。”
  
  一次,又有一位朋友带了一位他的朋友恚巳丝偶降乇硎鞠胍蠡N庾魅思僮懊惶γ忻械厮担“今天,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大家洗耳恭听。他这才讲道:“传说阿凡提最擅长做羊肉汤,味美绝伦。一位朋友慕名前来品尝,只见阿凡提拎了一桶冷水,直接加入昨天的剩汤中,加热之后端上餐桌。朋友喝了问道:‘怎么汤的味道没有那么好呢?’阿凡提笑着答道:‘昨天是朋友来,我端的是汤。今天来的是朋友的朋友,我端的是汤的汤啊。’”众人听了吴作人的话中话,只好一笑了之,再也不提求画的事情了。

战争,看不见风筝

  北京人昕宇,2008年携未婚妻梁红参加汶川救灾时深受震撼,在花了4年时间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之后,开始了不断探索自然奇迹之旅。2015年,张昕宇和梁红穿越了喀喇昆仑公路,抵达巴基斯坦,随后穿越西部山区的塔利班控制区,抵达阿富汗。他们看到枪炮毁坏着这个国家,但同时也有人为了守护这个国家而战斗。于是用最朴实的文章去记录旅途中发生的一切,希望让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阿富汗。
  
  从扔在喀布尔路旁被炸毁的悍马车残骸就可知道,这里曾经的战斗多么激烈。
  
  我们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屋子面积不大,光线也不太好。女主人和他的五六个孩子在家,她是一位老师。1992年,她上初一,阿富汗爆发了内战,塔利班武装进攻,大多数家庭都不再让孩子去上学,她的妈妈也曾阻止她去学校,但是她不肯屈服,她的坚持赢得了胜利。她说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像她一样做一个能读书识字,并且有独立思想和观念的人。她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可以在中国播出,但是不能在阿富汗放出来,不能让自己的丈夫看见。自由与枷锁,抗争与妥协,如此矛盾,如此立体,又如此无奈。
  
  攀上电视山顶,在这里可以俯瞰喀布尔整座城市。山顶上卧着一辆苏制坦克残骸,35年前,苏联人开着这款坦克,攻入了阿富汗,攻入了喀布尔。掠过山头,压过城市,碾过人群。曾经它血迹斑斑,罪恶累累……如今,它锈迹斑斑的铁皮上,有人用波斯语留下了两个词:和解、和平。
  
  在山顶上,我们遇到了一位独腿老人阿里,他负责一个叫“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的组织。他说:“我以前是一位军官,在喀布尔和赫拉特两座城市执行任务。有一次,我们奉命拦截一辆向伊朗运输毒品的卡车,因为这辆车返程时会运回支援‘圣战者’游击队的武器弹药。我们部署了一次伏击,但是我不慎踩到了地雷。”
  
  我们进入他的地下室,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10个工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有的坐在缝纫机前缝制,有的蹲坐在地上作业。而且每个人,都明显身有残疾。阿里说,这就是他们的工厂,他们制造书包来卖,自力更生。
  
  一位面相看上去颇有年纪、实际才刚满30岁的男人,四年前在去上班的路上,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枚火箭弹突然在他身边爆炸。他醒来的时候,身上满是RPG弹片,双腿和左边的半截身体已经没了。他的衣服下,有一块灰色的保护板来固定身体,如今他只能依靠拐杖来行走。
  
  旁边的一位大叔,神情一直很专注。1993年的一天,他在家里做家务,结果一枚炸弹凭空就扔进了他的家里,他不仅失去了腿,大脑也严重受损。还有一位坐在缝纫机后胡须灰白的老者,是一位老兵,当年参与了保护巴米扬大佛的战斗,在与塔利班的交火中,他失去了一条腿。另有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直在埋头工作,我们进来后甚至都没抬过头,后来才知道他失去了听力,也逐渐丧失了语言能力,他才15岁。在他7岁的时候,他家附近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爆炸事件,巨大的声浪震破了他的耳膜。
  
  战争已经毁掉过他们一次,如今又把他们十分艰难的生活之路,逼迫得更加狭窄。近来越发频繁的恐怖袭击和暴力活动,让整个城市萧条冷清,他们在这个作坊里辛苦做出来的书包,销路很不好。
  
  我拿起一个书包,上面绣着一个标志:一只坐在轮椅上的雄鹰。阿里老人说:“我们曾经是雄鹰,我们曾经是安全部队的成员,但是后来我们成了残疾人,某种程度上,成了废人,但永远不要认为我们是没有用的。轮椅上的士兵,仍然是自由的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