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襟抱

  人分三六九等,心有优质劣质;胸怀襟抱,有宽阔逼仄、宏大微渺、高远狭促之分。
  
  襟抱,可以很大很大。大到铺设宇宙,包含日月,没有什么可以覆盖它的辽阔疆域。
  
  它也可以很小很小,小到只容纳得下一个家、一个人、一粒芝麻、一个病毒。一丝雨,就把它淹没了;一缕风,就把它粉碎了;一句流言,就让它痛不欲生;一个阴谋,就能让它万劫不复。
  
  因此,胸怀襟抱,有等次。一等襟抱,在大。大的基本标志,一则时空辽远,穷尽四方八极;二则能容,容得下不顺眼的人、听得进不顺耳的话、装得下不顺心的事。英雄气度,算得上一等襟抱。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
  
  据说,美国总统林肯曾试图跟政敌交朋友,引起一官员不满。他建议林肯利用权力消灭他们,但林肯却温和地说:“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襟抱之大,不仅含蕴时空,容人容事,还能坚守真理。无论境遇顺逆,皆能做到“道比天大”,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季而不衰,历坎险而益固。
  
  左传哀公六年,吴楚混战,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犹鼓瑟而歌。子贡和子路牢骚满腹,孔子教育他们说:“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大意是,得道的人,心境快乐与否,不在于困厄与通达。道德在心,任何境遇都能等闲视之。
  
  生命的意义,被孔子定格为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同样,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
  
  星空寥廓而深邃,让我们仰望和敬畏;道德庄严而圣洁,值得我们一生坚守。这种失败、穷困和软弱都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将人类襟抱的维度无限拓开去,使它比天空高远,比海洋宽阔。
  
  一等襟抱,深植一个“爱”字。爱,不止于一己之爱、亲情之爱、家国之爱乃至族类之爱,它是指向世界和生命深层体验的一泓悲悯情怀,是“充实了的生命”(泰戈尔语),是“成为一个人”(费尔巴哈语),是“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与真理”(罗曼·罗兰语)。
  
  丰子恺,这个以漫画和随笔双绝闻名于世的艺术家,画的很多漫画都以他的孩子为描绘对象,充满爱心;他的散文,也以一颗爱心去抒写世间万物,万物,在他笔下各具灵性。
  
  器识大于文艺,是文人的格局。
  
  一般人初读鲁迅,总感觉先生寒意闪闪,尖刻不容人近;先生也坦言,他要以笔为匕首,枕戈复待旦,荷戟独彷徨。但读来读去,我们便可读出他坏脾气背后对世界的温情。他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真诚,单纯,“能憎能爱”。在他那里,“憎”是“爱”的变奏。
  
  当下,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却像活过几世一般把世界看得透透、把一切摞得开开;对万物失去了好奇失去了热情,对世界失去了眷顾失去了爱心;那么,如此襟抱,已称不上襟抱,只是皱巴巴一粒干桔子,内里一g败絮。
  
  一等襟抱,会将更多的人放在心里,环荽蟾汉桑嬉环荽蟮5保鲆环萦幸嬗谌说拇笫乱怠
  
  具有一等襟抱的若是为政者,他便会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这个“地”,在他眼里,不是你我来往角逐的名利场,而是黎民生息之福地。他会静心沉潜累积为政之德,热忱涵养为民务实之情怀。这是为官者的审美世界,也是一等襟抱应该具有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世界。
  
  当年,杜甫仕途多舛,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愿,一直未曾放弃。他对世界的理想和希望,愈困窘愈热烈。他被生活放逐到最低处,却在低处获得了植根于大地的力量。他站着书写、见证真实,由此抵达诗歌艺术与伦理的巅峰,成为诗之圣者。
  
  不论为人、为官抑或为文,冲破一己之私的小格局,就会抵达充盈而有意义的人生大境界。
  
  大襟抱的修炼,会将你推送至人生开阔处。  

谁会坐高铁一等座

  我前两天干了件不同寻常的事,那就是坐了一次高铁一等座。之所以说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事,因为坐一等座完全违反我的消费观。
  
  我曾经做过一次关于“性价比最低消费”的调查,高铁一等座的糟糕程度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Vertu手机,据说购买这种手机的客户都会被配心理咨询师)。
  
  实际上人们对比高铁一等座更贵的商务座的认同感要强得多。绝大多数人表示,除非万不得已或者公司报销,他们不会购买这种“冤大头”式的服务。
  
  事实上,高铁一等座和二等座还是有些差别的,比如二等座每排是5座位,而一等座是4个,一等座座位前后的距离也大于二等座。总的算下来,每个一等座相对于二等座的成本提高了60%。因此,一等座的票价比二等座高70%-80%并不算过分。而且一等座会得到一瓶矿泉水和一盒小吃。那么为什么人们这么不认同高铁一等座呢?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说起:对于某种商品或服务,人们花出去的是钱,而购买到的是什么?丹尼尔·伯努利给这种获得感的量度取了个上档次的名字——效用。人们对于从数字上看起来相同的效用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美国曾经有一档闯关抽奖的电视节目,叫《要钱还是要命》。参与规则是,猜谜题获奖,过关再参加下一轮猜题。另外中间还设计了一个环节,人们要经历“俄罗斯轮盘”的考验。猜错题的参赛者要面对一支虚拟的左轮枪,枪里有若干颗子弹,一个女明星随机转动那个轮盘,轮盘停下来时如果枪膛里有“子弹”,参赛者就被击毙出局了。
  
  但在转动轮盘之前,参赛者可以选择用已经获得的奖金购买轮盘中的一颗子弹并把它去掉。
  
  人们选择购买子弹的意愿是不同的。选择把轮盘里的子弹从1颗降至0颗的人很多。当然,最多的还是购买把轮盘里的子弹从6颗降至5颗,以保留自己的一线生机。在轮盘里有3到4颗子弹时,参赛者更多选择听天由命。但是从数学的角度讲,无论轮盘里有几颗子弹,人们买下一颗子弹从而增加的闯关概率是一样的。
  
  心理学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人们更在意落在自己意识敏感区的效用变化。人们的判断从16。67%降到0,这个概率变化是明显的,从100%变成83。33%的变化更明显。如果把钱花在这样的概率变化上,人们会觉得值。但是,概率如果从50%变成33。33%,人们就没那么敏感,会觉得钱花得不值。
  
  在消费过程中,服务或商品的获得将给消费情况带来改变。即使改变的幅度相同,如果改变发生在敏感区,人们会认为这种消费购买的效用比较大,而如果发生在非敏感区,人们会认为效用比较小。一等座相对二等座的票价高了70%-80%,这个价格变化足够引起人们的敏感了;同时,一等座享受的服务是每个乘车者所占的平均面积增加了60%。这种变化并没有落入消费者的敏感区。足够令人敏感的价格变化和不够令人敏感的服务改变相对应,人们当然会觉得购买一等座是个很差的选择。
  
  而高铁的商务座,虽然更贵,但它的服务进入了人们的敏感区,所以人们对它反而会更加认同。你会发现在其他座次都有票时,仍然主动选择一等座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司报销;另一种是,这个人对舒适程度比一般人敏感,他们在生活中被认为是“比较事儿”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