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又孤单的你

  年末,我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大家自五湖四海归来,再见已不是彼时少年。有做了老师的分享当“孩子王”的经验,其一就是把好孩子当成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有人随即指向我,大家一起朝我看过来,又不约而同地大笑出声。
  
  是的,我是好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最不用老师操心的学生,乖巧、听话、成绩又好,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相处时间太久的同桌。班里谁调皮好动,老师就把谁调到我的旁边,妈妈担心我的学习受影响,老师却说:“放心吧,她定力好,谁也不会干扰到她。”
  
  事实果然如此,坐在我旁边的捣蛋鬼们没多久就安分下来。老师说这是榜样的力量,而我后来回想,不禁苦笑,一定是因为我太无趣,才让他们在我身边失去了生机。
  
  细数与我做过同桌的人的名字,才发现与很多人的同桌情分都无法维持太久,只与少数的同桌成了知心朋友。我现在努力去想,大多数同桌的面孔已经记不清,只有一个人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他便是杨珞。我把他的名字念了一遍,有淡淡的苦涩味道。
  
  杨珞是我初中时代的最后一个同桌,那家伙又瘦又高,头发长得可以盖住眼睛,让人永远看不清他的面孔。他和其他的捣蛋鬼不一样,根本不想来挑战我,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只会学习吗?多无聊。”语气很轻蔑。
  
  真是可恶,我的自尊心被伤害了,从此只把他当空气。
  
  那时我15岁,没人知道我这个晚熟的女孩已经慢慢地苏醒了。我的日记本开始上锁,我开始看三毛的书,我向往流浪和远方,我会在课堂上偷偷地写诗,我也会故意经过隔壁班的教室,只为偷偷看一眼某个男生。但是,我依然是人前的“好孩子”,那个标签仿佛已经长进了我的血肉里,我没勇气摘掉它。
  
  我给三毛的书包上教科书的书皮,常常在自习课上偷偷地读。那时,班上兴起了小说热,一本课外书能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最后总逃不过被老师没收的命运。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被抓到过,因为老师根本想不到她最得意的学生也有在自习课上看课外书的恶习。
  
  直到有一次,教导主任在某节自习课上突袭,要检查所有人手里的书,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手里的那本《撒哈拉的故事》。杨珞忽然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随意地抽出我手里的书,在课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嘴里念叨:“春天也有蚊子吗?”然后,在教导主任喷火的目光中,悠然地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那本书被他垫在了胳膊下面。放学铃声响起,杨珞准时醒过来,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全装进了自己的书包。我追出去,他已没了踪影。一整夜,我都没睡好觉,生怕被他发现我的秘密。可是第二天,他就面无表情地把书扔到我面前,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他刚好掀起自己的刘海,我微微一怔,这个男生竟有这么清秀的眉眼。“好看吗?”他忽然凑近我问了一句。我点点头,脑袋里忽然轰的一声:他是问书好看,还是问人好看?我猛地摇起头来。杨珞哈哈大笑,说:“田小呆,真是呆。”
  
  从那天开始,我带的课外书隔三岔五就会消失一夜,第二天又原封不动地回来。过了惊蛰,我开始经历各种“惊吓”事件,有时会在笔袋里发现一只大青虫,有时会在书桌上看见缓慢爬行的蜗牛。初三下学期,大家都觉得我不那么像死气沉沉的机器人了,因为教室里时常能听我的尖叫声。我把杨珞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但是他似乎没什么变化,不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就是一脸无辜地看向我。
  
  四月,花事繁盛,我偶尔也会遇见惊喜,比如翻开被放回来的书,会看见在某一页夹着一朵淡紫色的五瓣丁香花。我转头看杨珞,他依然趴在桌子上睡觉,练习册盖在脸上。我拿起那朵丁香花,嘴角轻轻地上扬。
  
  五月,老师调整座位,要重点照顾参加中考的好孩子们。杨珞被调到了最后一排,临走的时候,他忽然拿起我的一本书,笑得有些痞气,说:“好孩子要专心学习。”
  
  从那天开始,他竟再也没来上学,只在中考那天匆匆露了一面。
  
  我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依然还贴着“好孩子”的标签,外表柔顺、内心暗涌地过着每一天。听说杨珞去了职高,吊儿郎当地混着日子,越来越像一个“坏孩子”。我们再也没有联络过,像两条从未有过交集的河流。
  
  高一的夏天,广播里说会有一场双子座的流星雨。对于十六七岁的女生来说,单单说起“流星雨”三个字都觉得很浪漫,可是算算时间,刚好是最后一节晚自习时间,大家一阵哀叹,也只得作罢。
  
  下课,忽然有人来找我,竟是一年不见的杨珞。他依然又瘦又高,只是头发剪得很短,眉目清晰。他看看我,轻笑一声,说:“你还是呆呆的。”又凑前一步,问:“敢不敢和我去看流星雨?”那笑容颇有些挑衅的意味。我心动了,却又犹豫地看了看身后的教室。
  
  “好孩子偶尔请假,不会被老师怀疑的。”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我破天荒地撒了谎请病假,果然顺利被批准。
  
  我们去了学校后面,那里有一排废弃的民房,杨珞指指房顶,笑得像一只狐狸,说:“你没爬过墙吧?”他纵身跳上半人高的矮墙,回头向我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握住了他的手。在杨珞的帮助下,我终于爬上房顶。虽然如今想来这是太平常不过的事,彼时却觉得是自己经历过的最大的冒险。
  
  我在夜风里大笑出声,只觉得人生终于有了一些洒脱、肆意的快乐。那夜,星野低垂,我转头看杨珞,却见他眼里的光芒胜过天上的星河。他随即又转过头去,夜风里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彼时年少,我竟不知那声叹息中已蕴藏着他对未来的无奈。我们坐在屋顶上等了很久,却始终没有等到流星雨。
  
  “或者是肉眼不可见?”我纳闷地问。
  
  “嗯。”他笑着说,“那就只当我们是坐在撒哈拉沙漠里,看到了也许一生中只能见到一次的星空。”
  
  关于上一个春天的秘密,就这样被他说破,与我一起偷偷看课外书的人果然是他。那天晚上,我说了很多话,像一个在夏夜里沉醉又兴奋的人,揭开自己“好孩子”的面具,把心底的秘密坦露出来。
  
  “你是我遇到过的学习成绩最好的同桌,也是最表里不一的同桌。”他忽然说。
  
  “还是一个最无趣的同桌。”我替他补充道。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旋即把棒球帽扣在我头上,帽檐低低地遮住我的眼睛。他说:“不,你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同桌。”
  
  那声音很低,一出口就被风带走了。我却微微地愣住,原来,也曾有人乐于做我的观众,看见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我。不远处的教学楼响起了放学的铃声,他起身,递给我一本书。在我低头的瞬间,那个家伙身手敏捷地从屋顶跳到矮墙上,又一纵身,消失在黑夜里。我急忙喊他,他三两步跑到路灯下,大喊了一声:“田小呆,再见了。”他始终都是一个捣蛋鬼,那么爱捉弄人。我看看手里的书,是他被老师从我身边调走时带走的那一本——三毛的《雨季不再来》。路灯下的人洒脱地转身,背影慢慢地模糊,显得孤独又落寞。
  
  我站在空旷的黑夜里,眼睛有些湿润,或许因为终于做了一件勇敢又随心的事。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舞台上,都会被灯光映照出两个自己——明亮的、灰暗的,有人了解的、不被看见的。我想,从明天开始,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灯光背后的杨珞,一定会看见一个明亮如星的少年。
  
  可是,没人知道,有些再见说了之后,却是后会无期。从此,我再没见过他。
  
  有人俯身过来,打断我的回忆,他举着酒杯说:“来,我们班最乖的好孩子,干一杯。”我笑着迎过去。酒吧里的吉他手弹着吉他,淡淡地唱:“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天真的孩子,灿烂的,孤单的,变遥远的啊……”
  
  灿烂又孤单的,是你;灿烂又孤单·的,是我,就像那夜的星河。

卖米

  鄂中地区把傻人叫“苕”,鄙夷某人傻,就说他“苕头苕脑”;把精明人叫“猴子”,夸奖某人精明,就说他“猴精猴精”。
  
  话说张郑湾有一对堂兄弟,人称苕伯、猴叔。这天,他俩约好一起去邹岗街卖米,一大早兄弟俩没吃早饭就出发了。猴叔年轻力壮,会骑自行车,就在后座绑了两袋米,骑车走大路。苕伯不会骑车,就挑着一担米走小路。大路远小路近,哥俩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后几乎同时到达街口。
  
  那时候刚放开粮食管控,除国营粮店收米外,邹岗街东头和西头各有一家米店。为了卖个好价钱,猴叔建议先分别打听一下,哪里价高就去哪里卖。苕伯抹抹额头的汗水,说:“都在一条街上收米,离得不远,价格肯定一样,何必费那劲?我没吃早饭,肚子饿得‘咕咕’叫,赶快卖了米买油条和豆腐脑过早。”猴叔想了想,同意了。
  
  因离东头近,他俩决定把米卖给东头的店。搬米进店时,店里有个脸上长痦子的男人热心搭手帮忙,一聊才知道,他也刚在这店里卖完米。
  
  苕伯的米称了108斤,猴叔的称了168斤,按照每斤两角九分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兄弟俩正准备走,进来一个女的,刚进门就冲那个长痦子的男人骂道:“你个苕货!刚才叫你去街西头问问价钱再卖,你不听,非说价格一样。我刚问了,那边一斤卖三角二,我们一板车米少卖十几块钱,娃一学期的学费没了!”
  
  男的说,自己咋知道有这么大差价。女的不依不饶,不仅对自家男人破口大骂,还把店老板也骂了,说他赚黑心钱。店主见女的这泼辣劲儿,知道不会善罢甘休,为了息事宁人,答应按三毛二的价钱补差价。苕伯、猴叔因在现场,也沾了光。经重新计算,店主又拿出些钱补给三人。
  
  走出米店,苕伯嚷着要去买早点,不料猴叔拉着他说:“快点回吧,我家里还有急事呢!”他说完一偏腿上了自行车。见猴叔坚持要走,苕伯只好扛着扁担跳上后座。
  
  刚出街口没多远,苕伯突然跳下车,站在路边对猴叔说:“猴子,我咋发现账算错了呢?你看,刚开始老板按两毛九一斤付钱给我们,后来那女的过来一闹,店主同意按三毛二重新算钱,应该只补上三分钱差价,结果他按三毛二又全额付了一次钱,我们这是卖一份米得两份钱啊!店主肯定是被那女的吵昏了头,等他回过神来,一定会来找我们退钱。”
  
  猴叔打着哈哈说:“我的苕哥啊,难怪人家叫你老苕!你真是苕得叮当响,这么简单的账到现在才算过来。知道我为啥拉你快走吗?我当时就发现店主算错了,怕他回过神来找咱!咱没偷没抢,发点意外之财怕啥?”
  
  苕伯却说:“我们咋能做这昧良心的事呢?万一……”
  
  猴叔笑嘻嘻地打断他,说:“放心,没有万一。一来他不认识咱;二来即使找到咱,这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交易,人走账清,我们一口咬定没多收钱,他能拿我们咋样?”
  
  听猴叔讲了一番歪理,苕伯的“苕”劲腾的一下上来了,老着脸把猴叔狠狠说了一顿。见拗不过苕伯,猴叔只好同意回去退钱。
  
  哥俩调转车头,很快回到店门口。见苕伯下车往店里走,猴叔说:“苕哥,我们好事做到底,你先去退自己那份钱,我骑车去追那对夫妻,追回后我跟他们一起退钱!”苕伯想想有道理,高兴地答应了。
  
  苕伯跟店主说明来意,并将多出的钱退了。店主感激不尽,又是倒水又是敬烟,好一通招待。
  
  可是,两人左等右等,不见猴叔回来。苕伯这才知道中了金蝉脱壳之计,忙抱歉地对店主说:“实在对不起,我这堂弟精明过头,这回我得治治他这毛病!这样吧,麻烦你跟我跑一趟,上他家去要钱。”
  
  店主犹豫了一下,说就算找到人,他不承认又有什么办法。苕伯脖子一梗:“他敢!”
  
  见苕伯如此仗义,店主只好答应了。随后,店主推出摩托车,载上苕伯朝湾里开去。
  
  很快,他俩进了湾,老远就看见猴叔家门口围了一堆人,都侧着耳朵听屋内动静。他俩穿过人群来到门前,听到屋里传来猴婶的哭骂声:“呜呜……你个掉脑壳的!一家人从牙缝里省出点粮食叫你去卖,你倒好,把卖米的钱给弄丢了,我娘还等着这钱看病,这叫我咋活呀!”只听猴叔低声下气地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要怪只能怪苕哥,他非让我回头退钱不可。要不是这么一折腾,我也不会把钱弄丢了。”
  
  苕伯和店主听了两口子吵架,啥都明白了。苕伯见猴叔昧了一回良心,反吃了大亏,对他又恨又同情。就在这时,门开了,猴叔垂头丧气地出来,猴婶怒气冲冲地跟在后面。猴叔见苕伯和米店老板站在门外,做贼心虚,脸“刷”的一下红了。
  
  苕伯把事情经过对众人f了一遍,又对猴叔说:“你俩刚才说的话大家都听到了,来,大家评评理,看这事怪不怪我!”
  
  大家都说猴叔不地道,这事不能怪苕伯。猴叔低着头说:“都怪我鬼迷心窍。我追上那对夫妻后,请他们跟我回来退钱,两人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俩还请我吃了油条和豆腐脑,叫我回来就说没追上。我原本打算退钱,但想人家不退,我为啥要退……”
  
  听猴叔说完,苕伯狠狠瞪了他一眼,满脸歉意地对店主说:“本来应该把我卖米的钱给你顶账,可我这糊涂弟弟家里有人生病,还需要这钱应急。请你给我个面子,先让他打个欠条,等下半年新米出来后还168斤给你,我打保票,行不?”
  
  一直没说话的店主听了,叹口气,说:“唉,大叔,您这是为人家喜事敲破自家锣啊,真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惭愧!”
  
  听了这话,大家都奇怪地望着店主。只见他掏出一个小布袋,说:“猴叔,看看,这是你的钱包吗?”
  
  猴婶见了布袋两眼放光,嚷嚷道:“这正是我亲手缝的钱包,咋在你手上?”
  
  店主这才讲出了原委。
  
  原来,猴叔他们走后没多久老板就醒悟过来,因为不认识他们,急得团团转。转到门口,他看到地上有个小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卷钱和一张小纸条。店主把钱数了一下,发现正好是自己重复付出的两笔钱,再打开纸条,发现那是一张公粮收据,猴叔的姓名及地址都写在上面。店主心想,这真是老天有眼,于是打定主意:如果他们今天不主动把钱退回来,自己就昧下这钱,让他们吃了桐油吐生漆。后来见苕伯主动劝说,店主虽然感动,但不愿放过其他人,所以不想跟他来湾里要钱。经不住苕伯再三邀请,他才来了。苕伯对这事的处理方式让店主很受感动,见猴叔认错态度好,便决定把钱还给他。
  
  店主取出多付的钱后,把钱包还给了猴叔,又对苕伯说:“大叔,谁说您苕?您这是大智若愚啊!有些人精明过头办苕事,您办的才是真正的明白事。生意人诚信为本,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见这边的事已了,猴叔问店主:“老弟,那对夫妻咋办?”
  
  店主说:“放心,我自有办法。那夫妻俩以为我不认识他们才起贪心,其实大错特错!就在刚才,我突然想起在小周湾亲戚家见过那男的一次,他脸上痦子显眼,所以印象很深。我想,到时候把你们的故事跟他们说一说,必要时再请你们做个见证,想必他们也是一时糊涂。”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连连点头。

送你一匹马

  琼瑶和三毛,是台湾文坛的姊妹花。她们两人一直是挚友。在荷西死后,三毛一度想要自杀,是琼瑶左右不离的陪伴,使她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我们在三毛写给琼瑶的这篇《送你一匹马》的字里行间,也清楚地感受到了两人的宝贵情谊。
  
  陈姐姐,“皇冠”里有两个陈姐姐,一个你,一个我——那些亲如家人的皇冠工作人员这么叫我们。
  
  始终不肯称你的笔名,只因在许多年前我的弟弟一直这么叫你,我也就跟着一样说。一直到现在,偶尔一次叫了你琼瑶,而且是在平先生(琼瑶的丈夫)面前,自己就红了脸。
  
  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总说是两家人早就认识的。这事说来话长,关系到我最爱的小弟弟大学时代的一段往事,是平先生和你出面解开了一个结——替我的弟弟。
  
  为着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你们,这也是我常常说起的一句话——琼瑶为了我的家人,出过大力,我不会忘记她。
  
  你知道,你刚出书的时候,我休学在家,《烟雨蒙蒙》正在报上连载。你知道当年的我,是怎么在等每天的你吗?——每天清晨六点半,我坐在小院的台阶上,等着那份报纸投入信箱,不吞下你的那一天几百字,一日就没法开始。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们会有缘做了朋友。当年的小弟,还是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天天跟狗在一起玩,他与你,更是遥远了。
  
  真的跟你有第一次接触时,我已结婚了,出了自己的书,也做了陈姐姐。你寄来了一本《秋歌》,书上写了一句话鼓励我,下面是你的签名。
  
  因为小弟的事情,我的母亲好似去看望过你,而我们,没有在台湾见过面。
  
  这一生,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你将自己关得严,被平先生爱护得周密。我,不常在台湾,很少写作,一旦回来,我们至多通通电话,不多,怕打扰了你。
  
  第一次见到你,是我某次回国度假,我跟父母住在一起,客厅挤,万一你来了,我会紧张,觉得没有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接待你,客厅环境不能使我在台北接待朋友。
  
  于是我去了你家。
  
  那是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我一直在你家里不停地喝茶,一杯又一杯,却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身上一件灰蓝的长衣,很旧了,因为沙漠的阳光烈,新衣洗晒几次就褪了色。可那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了,我结婚时的新娘衣。我穿去见你,在你自信的言笑和满是大书架的房间里,我只觉得自己又旧又软,如同那件衣服。
  
  那次,你对我说了什么,我全不知,只记得临走的时候,你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台湾。
  
  陈姐姐,我们那一次见面,双方很遥远,因为我认识的你,仍是书上的,而我,又变成了十几岁时那个清晨台阶上托着下巴苦等你来的少女,不知对你怎么反应。距离,是小时候就造成的,一旦要改变,不能适应,而且完全弱到手足无措。
  
  好几年过去了,在那个天涯地角的荒岛上,一张蓝色的急电交到我的手里,上面是平先生和你的名字——Echo,我们也痛,为你流泪,回来吧,台湾等你,我们爱你。
  
  是的,我回来了,机场里很多闪光灯不停地闪,我喊着:“好啦!好啦!不拍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然后,用夹克盖住了脸,大哭起来。来接的人紧紧抱住我,没有一句话说。
  
  你的电话来,我不肯接。你要来看我,又怕父母的家不能深谈——不能给你彻夜的坐。
  
  很长很长的度日如年啊,无语问苍天的那千万个过不下去的年,怎么会还没有到丧夫的百日?
  
  你在电话里说:“Echo,这不是礼不礼貌的事,你来我家,这里没有人,你来哭,你来讲,你来闹,随便你几点才走,都是自由。你来,我要跟你讲话。”
  
  那个秋残初冬的夜间,我抱着一大束鲜红的苍兰,站在你家的门外。
  
  重孝的黑衣——盲人一般的那种黑,不敢沾上你的新家,所以那束红花,带去给你。对不起,陈姐姐,重孝的人,不该上门。
  
  你开了门,我一句话也不说,抱歉的心情,用花的颜色交到你的手里,火也似的,红黑两色,都是浓的。
  
  我们对笑了一下,没有言语。那一次,我没有躲开你的眼光和注视,你,不再遥远了。
  
  我缩在你的沙发上,可怕的是,那杯茶又来了,看见茶,我的一只手蒙上了眼睛,在平先生和你的面前,黑衣的前襟一次又一次地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你记得你是几点钟放了我的,陈姐姐?
  
  你缠了我七个小时,逼了我整整七个小时,我不讲,不点头,你不放我回家。
  
  我问你,那个夜晚,你为什么坚持将自己累死,也要救我?
  
  为什么?为什么缠死,也要告诉一个没有活下去意念的人——人生还有希望?
  
  自从一夕间家破人亡,我不吃饭菜,只能因为母亲的哀求,喝下流汁。那时候,在跟你僵持了七个小时之后,我的体力崩溃了,我只想你放我回家——我觉得你太残忍,迫得我点了一个轻微的头。
  
  不是真的答应你什么,因为你猜到了我要死,你猜到了安葬完了人,陪父母回台之后,我心里的安排。
  
  你逼我对你讲:“我答应你,琼瑶,我不自杀。”我点了点头,这个以后还可以赖,因为我没有说。
  
  你不放过我,你自己也快累疯了,你却一定要我亲口讲出来。
  
  我讲了。讲了就是一个承诺,我很生气,讲完又痛哭起来——恨你。因为我一生重诺,很重诺,不肯轻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