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王沁鸥:知难不惧,守土有责

  冲劲
  
  作为驻扎在西藏的记者,王沁鸥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将珠峰的实情传达给外界,出色履行了记者的职责。攀登珠峰虽然艰难,但王沁鸥和同事们一次次地向高峰挺进。人生也该如此,应携一股冲劲、韧劲,逼近目标,如此,困境也会如繁花盛开的春天。
  
  (特约教师李凤成)
  
  2019年年初,网上出现了“珠峰永久关闭”“垃圾成堆”这样的热搜。但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丝不放心,因为海拔5200米往上,也就是比大本I海拔还要高的地方,才是热搜中的焦点。可是,那里也几乎从来没有记者上去实地调研过。因为上去一趟太难!2018年,我第一次跟踪珠峰登山季,在珠峰大本营住了一周。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得抱着氧气瓶和暖水袋才能勉强入睡。
  
  那么,我还要不要上呢?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当然选择上去了。
  
  上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垃圾成堆?没有看到,珠峰很干净。为什么这么干净?我们发现,珠峰脚下的村民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可以赶着自家的牦牛上山捡垃圾、运垃圾,回来还能根据垃圾的重量获得一定收入。在6500米的营地,一名美国登山者过来跟我说:“我们营地根本存不住垃圾,你们的村民一会儿就上来把垃圾全收走啦!”我说:“对啊,因为捡垃圾可以挣钱。”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珠峰之上,登山、环保还有脱贫增收,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模式。所以我们做了多场直播,尤其是英文直播,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这样的“绝命海拔”,中国最普通的农牧民和管理者们,依旧在创造着可以让全世界借鉴的发展模式。
  
  2019年4月,登山季还没开始,但是珠峰脚下一个乡里,村民们已经围绕登山产业开起了大会。报道乡里面的一场会议,这事情肯定上不了热搜吧?但我们去了,于是写出了《珠峰脚下的一场“马拉松”会议》,记录体育和旅游产业如何促进当地的基层治理创新。
  
  其实,相似的时刻还有很多。在这三年里,我已经六次走向珠峰,登顶了一座6000多米的雪山。因为我总感到一种焦虑,怕如果这个现场错过了,作为记者,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了。
  
  在西藏工作三年,我觉得我的同事们比我还要“焦虑”。从老社长郭超人开始,新华社记者就有不断向高峰挺进的传统。藏族记者索朗罗布已经20多次前往珠峰采访,而他的听力也因此不可逆地受损。但就是这样一位比我父亲年龄还要大的老记者,前年还和我一起攀上5300多米高的冰川。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只是说:“新华社记者,从没想过后退。”
  
  三年前,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西藏。那个时候,西藏对于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而在这三年里,我看到了更多:看到了艰苦岁月中的老西藏精神,也看到了新一代西藏建设者的接力奉献;看到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那种最朴实的向往,也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那种最简单的快乐和透亮;还看到了青春另一种样子。
  
  因为来到这里,便成了光荣传统的一部分,战斗集体的一个兵,也便承担起作为新华社记者的一份责任,丈量脚下的土地,也记录新时代的历史。

尘世屋顶

  尘世屋顶字数:665来源:读者2020年4期字体:大中小打印当页正文〔日〕森村玲版
  
  村子里的屋顶,早先是茅草盖的。麻雀会在里面做窝。那时候的屋顶有自然之美,人居屋顶下,鸟宿屋顶中,屋顶之上是苍穹。
  
  不过,这样的屋顶实在不结实。我小时候最想攀爬的不是高山,而是屋顶。虽然那时村里大多已是瓦屋,但没有哪个孩子敢爬上去,主要是因为大人不允许:一来怕踩坏了瓦片,二来担心孩子从房顶上掉下来。
  
  我家的房子只有父亲能够上去,但都是例行修缮。比如什么时候发现屋子漏雨,待天晴了,父亲就会上去“检瓦”,把碎瓦换掉,或者将下滑的瓦片复位。
  
  由于一直无缘爬上屋顶,所以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在屋顶奔跑时,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我盼望有朝一日在屋顶上行走,像是一次短暂的远足,不是向着大地,而是向着天空。那一刻,人仿佛挣脱了尘世的束缚,身心是彻底自由的。
  
  现在,每家人都可以在屋顶上行走了。遗憾的是,这里几乎片瓦无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玉的世界,瓦不存在了,活下来的只是玉的附庸。正如我的村庄,成为城市的附庸。屋檐飘雨,已是昨日之梦。
  
  夏天的夜晚,我时常独自躺在老家的屋顶上。而我心里塞进了太多的东西,再也装不下童年时的绚烂星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