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开水文化”是怎么来的

  有些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不免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没着没落。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龙头下接生水解渴,不是个滋味。好在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水壶。
  
  中国人习惯于喝开水,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即使是在穷乡僻壤,哪怕再穷的中国人,哪怕穷得家里没有茶叶,也决不会用生水待客。烧开一壶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这个情况曾经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虽然可能失去欧洲人口舌于水的敏感,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人那样细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别,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的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噬。黑死病、伤寒、猩红热等,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至“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史家们这些记载至今让人惊心动魄。著名文学著作《十日谈》的a生,据说就始于一群男女藏入佛罗伦萨地下室里以躲避瘟疫时的漫长闲谈。
  
  中国人热爱开水,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
  
  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包括古英语中的chaa以及现代英语中的tea,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喝开水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堪称高科技产品。相比之下,游牧人还处于饮食的烧烤时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烧一把了事,到喝水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
  
  中国古人还有农耕民族丰富的草木知识,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知识。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春秋时期的中国就有了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相比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

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气象

  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现代性面临两个关口,一方面是我们的古今之变尚未完成,我们要阅读或者要亲近甚至是生活在传统当中,多少要费些力气。或者说我们因为没有完成古今之变,所以导致我们对现代性有一种渴求和追求。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对我们也形成某种负担,我们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么轻易地去拥抱西方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回到原点。从原点出发我们能找到跟异己的人去对话的桥梁。
  
  让我们拿中国的《易经》和西方的《几何原本》做比较。《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原代码之一,它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而西方的原代码之一是以《几何原本》为代表,属于几何学。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需要补哪门课。《几何原本》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汉语都太模糊了,汉语没有非常精确的词汇,利玛窦和徐光启把《几何原本》翻译过来,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点,什么叫线,什么叫面,什么叫距离。
  
  所以《几何原本》给我们带来了精确,带来了逻辑,带来了数学真正的数理思维,而我们以前的思维方式都是阴阳五行这种象术思维,这是两种思维模式。
  
  我们今天说我们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要参加全球化浪潮,那么我们既要了解自己的象术系统,也要了解西方的数理文明成果,融会贯通才能有新的创新。单靠一本《易经》,或者只读孔子和孟子的书,不可能实现这种融会贯通的创新。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让我感动,因为文化“回家”是他们发起的。他们在本能地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精华。我印象中我们50后、60后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弄得特e恶俗,就是把欧美的建筑风格搞进来了,你到处听什么格拉斯小镇、海德堡公园,全是这些名字,包括它的装饰风格也是那样的。
  
  但是80后的年轻朋友,他们更青睐一个概念叫“新中式”,说明我既不是古董,遗老遗少的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我也不是西方式的建筑风格,我有中国人自己的气象。
  
  还有年轻的朋友,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研读,这几年也形成了出版界的奇特现象,比如说国学的名著出版是一个热门,还有传统中国的生活美学的热门,像《浮生六记》《人间词话》这种涉及生活方式和诗词美学的,也特别受追捧。
  
  我觉得这都意味着年轻朋友对中国文化的寻找,希望中国文化能参与在当下,让我们安顿下来。传统文化参与在当下是可以让我们安顿下来的,我也有这种信心,包括我这些年写的书,当下形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唤醒人们的中国记忆、中国时间以及中国生活方式。

影响中国的世界级商业偶像

  松下幸之助、李·艾柯卡、安迪·格鲁夫、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是一些光灼中国商界的耀眼星辰。曾经迷茫无助、手忙脚乱的中国企业家们,纷纷“师夷之长技、补己之短处”。此中,有奇效,也有误区,但庆幸的是,我们一路走过来了,脚步从犹豫踯躅变得四平八稳、眼光从仰望变成平视。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卡莱尔说:“每一个人,难道不因崇敬实际上高于他的人而感到自身更高一些吗?在人的心中,这是最高尚和神圣的感情。”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们也能“高人一等”,成为下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偶像?
  
  松下幸之助布道经营理念
  
  1979年6月,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被邓小平亲自请到了中国。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
  
  松下幸之助所提倡的“做企业就是在做人”的思想和团结一致、奋斗向上等精神,对中国企业界无异于醍醐灌顶;质量、人才、经营,则让中国企业家们第一次看清了一个成型的现代化企业所必备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松下幸之助的作为,让中国企业家们深刻体会到,原来经济对一个国家的振兴,比政治和军事手段更为有效和直接。
  
  在松下幸之助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一年,首钢厂长周冠五正在向各级政府力争更多的企业自主权,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开始筹建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转业军人袁庚正在游说中央领导人设立蛇口经济特区,而“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则引发了全社会的雇工大讨论。
  
  亏损企业标杆李·艾柯卡
  
  “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面对秩序混乱、纪律松散的工厂,他苦无良策,于是草拟了13项规矩贴在工厂墙上。不久后,一本叫《艾柯卡自传》的书让张瑞敏觉得,艾柯卡当初面对的克莱斯勒公司,和他自己的企业是多么地相似。
  
  艾柯卡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期间,为公司创下了空前的汽车销售纪录。来到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后,短短6年创下了24亿美元的盈利纪录,比克莱斯勒此前60年利润总和还要多。《时代》周刊如此赞誉他:“他说一句话,全美国都洗耳恭听。”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柳传志、王石、李经纬、潘宁、张瑞敏、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后来闻名全国的企业家们,几乎全都在这一年开始创业。艾柯卡对当时深陷亏损泥潭的中国企业家们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杰克·韦尔奇推行“数一数二”战略
  
  1981年,年轻、急躁、有点口吃的韦尔奇,被意外地推到了CEO的宝座。面对困境重重的GE(通用电气),韦尔奇坚定不移地推行他的“数一数二”战略,对企业屡屡进行并购重组。在他执掌GE的20年时间里,共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
  
  1991年,韦尔奇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大家都还陶醉在牟其中创造的“罐头换飞机”的神话当中,没有几个人理会他。但1999年和2004年韦尔奇再次来到中国时,已经是“天下无人不识君”,他受到了中国企业家群体最大热情的欢迎与膜拜。2004年,海尔正在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联想收购了IBM公司PC业务,TCL收购了法国的施耐德……他们迫切地需要向韦尔奇讨教多元化的“秘方”。
  
  安迪·格鲁夫信奉“专注”精神
  
  从创立伊始,英特尔公司便无数次走进“死亡之谷”。最危险的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遭遇日本公司强烈阻击一度陷入困境,格鲁夫只得避其锋芒,从存储器向微处理器艰难转型。英特尔击败了半导体产业公司,并在今天的计算机领域与微软并立天下。
  
  格鲁夫与韦尔奇可以并列为管理上的“双子星座”——前者信奉“专注”精神,而后者却坚持推行多元化战略。
  
  但在1994年的中国,企业家们都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三株和飞龙迅速崛起,史玉柱正在布置他在保健品市场“三大战役”,张瑞敏喊出了“海尔是海”的口号……唯一例外的是王石,那一年他因为多元化扩张陷入困境,正面临董事会的“逼宫”。他愤怒地宣称这些资本家是“门口的野蛮人”,但冷静之余,他开始收缩战线,踏上房地产的专注化之途。
  
  王石早一点尝到苦头,从而让他避免了吴炳新、姜伟、史玉柱等人随之而来的灭顶之灾。直到数年后,热烈追捧韦尔奇的中国企业家们,才开始真正注意到格鲁夫的价值。
  
  新经济偶像比尔·盖茨
  
  美国新经济的兴起,让大学尚未毕业的盖茨亲身演绎了一个如何一夜暴富的神话。1999年,盖茨撰写了《未来时速》一书,向人们展示了计算机技术是如何以崭新的方式来解决商业问题的。就在这一年,百度、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等互联网公司都相继创办。盖茨和他的书影响了包括张朝阳、王志东、李彦宏、马化腾、马云等整整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纷纷以盖茨为偶像,共同开创了中国的知识经济时代。
  
  古往今来,一位商人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恐怕非盖茨莫属。他使个人计算机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并因而改变了每一个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乃至交往的方式。
  
  沃伦·巴菲特坚持投资价值
  
  1930年8月出生于美国奥马哈市,11岁便投身股海,1962年成立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1995年首次来中国,2008年取代比尔·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你犯过哪些错误?”2007年5月9日,“步步高”老板段永平花了62万美元、并且等了一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和股神巴菲特并肩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对段永平的问题,巴菲特坦诚相告:“我犯过不少错误,投资犯错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少犯错!”
  
  在和段永平共进午餐后,78岁的巴菲特身手矫健地爬上了司机开过来的一辆小卡车,这种车在美国是最普通的蓝领开的。而他的家坐落在一大堆中产阶级的房子中间,那是他在50年之前花了3。1万美元购买的。段永平回到家后,深有感触地对自己的太太说:“我要向巴菲特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把自媒体做到非洲去

  “你好中国,I’minChinanow。”
  
  赞比亚小伙李小虎走出机舱抵达接机口,见到李威后,笑着对李威直播间的16000人留下这句话。
  
  “接到李小虎了,接到李小虎了……我等了他两小时……”李威让直播间里的粉丝放心。2018年春节期间,受李威的邀约,李小虎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抵达李威老家河南。
  
  李威在赞比亚专门拍摄短视频,李小虎是李威在赞比亚的向导、好朋友以及员工,外号“非洲迈克尔·杰克逊”,能滑太空步,会打太极,能跳社会摇,也能唱《成都》和《得意的笑》,经常在李威的短视频中扮演角色。很多中国粉丝熟悉他,也很关心他的首次中国行。
  
  在中国期间,李威带李小虎参加河南省林州市一个商场的演出,吃羊肉火锅,赴少林寺给亲人朋友祈福。回国后,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赞比亚国家电视台也采访了他们,报道李威和李小虎的“跨国友谊”。
  
  李威在非洲做自媒体,不小心做出了“国际影响”。截至2019年,在过去4年时间里,李威已经用一个叫“海外扛把子威哥”的账号,向某短视频平台输送了700多个关于赞比亚的短视频,获得566万粉丝,属该平台非洲第一自媒体。
  
  在李威的账号里,你可以看到,在赞比亚赤贫地区大声吼出中国话的小孩,几根树枝和泥巴搭建起来的房子,八个孩子和鸡群共住一间卧室,穿着中国葫芦娃衣服的当地小哥,拿到一部智能手机开心到在烂泥地里打滚的赞比亚妇女,打太极、唱《成都》、全村唯一一个进过中国KTV的赞比亚男人……
  
  “通过记录真实的非洲,向国人展示真实的非洲状况,引起大家的关注。”李威说。除了记录当地的真实情况,他也会专门策划一些搞笑视频,教非洲小朋友唱中国歌曲、跳中国北方“老铁派”流行舞等。
  
  李威视频里呈现出来的赞比亚是贫穷的,是快乐的,是无奈的,是有趣的,是具体的,是超出中国人认知范畴的。他以一种跨越种族、空间的方式,通过亲身探访,深入非洲人的生活,让远在一万公里之外的中国人,多了一个了解非洲大陆的视角。
  
  那是一个你从未接触过和了解到的真实景象。比如,一个小女孩拿起银色水瓢,在漂着油垢的小水沟里,舀起半瓢水就往嘴里送。
  
  “少喝点儿,少喝点儿,哎……”李威在视频里,一边用语言阻止听不懂中国话的女孩,一边伸手拦住她喝水。
  
  水沟位于女孩家附近,旁边有绿草和树荫,当地正值雨季,堵在洼地流不走的雨水积成了小水沟。大多时候,等不到旱季,那条水沟的水就被当地人用完了,旱季时,要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脏水沟取水。“他们平时洗澡做饭都是从这里取的水,会煮开了喝。”李威认为,像小女孩这种喝法,容易出问题。
  
  地表水这么脏,为什么不打井呢?不少看到视频的粉丝向李威提出了疑问。
  
  “钱呢?非洲物价很高,打口井再加上水泵之类要人民币1万元左右,交通也不方便,打井O备进来很费劲。”李威向一万公里之外的网友解释道。
  
  拍这个视频,是李威的一个赞比亚朋友推荐的。这个朋友听说李威在拍视频向中国人介绍非洲,就带他过去拍了。“我就想让他们(中国粉丝)有一个触动,感官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李威说,他把这些真实的场景拍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活,从而“珍惜当下自己的生活”。
  
  李威是2009年第一次到非洲的,当时他从天津一所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找了一份市场销售的工作,去非洲卖中草药和保健品。
  
  去非洲之前,他对非洲既充满憧憬,又满是不安。李威说,他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是饥饿、贫穷、战乱、疾病、混乱。“但是,猎奇和探险心理占据了上风,我鼓足勇气,来到了非洲。”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李威走出舱门,一阵阵的湿热风浪向他袭来,身体皮肤有些湿黏,像进了蒸笼。这给了李威一个下马威。
  
  李威起初在马拉维和赞比亚工作,为了打开市场,他开始专门研究当地人的文化。他发现,与非洲人打交道,用当地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或者处事方式,就会很轻松。如果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跟他们相处,就容易产生冲突和碰撞。当地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开放性。“一定要直接,要把你的情感直接表达出来,别让他去揣摩你的心思。”李威说,“如果需要他们配合你的工作,就要把对方的利益考虑进去。”这些慢慢累积下来的人性洞察,让李威在后来的短视频事业中得心应手。
  
  卖了四年保健品后,李威决定离职。
  
  “我在网络上看见有别人拍摄一些非洲的视频,传到网上还挺搞笑,也挺有意思,还有很多粉丝,你要不要也尝试一下?”2014年年底的一天,李威的亲弟弟建议他尝试玩某款短视频。
  
  李威说:“从2009年到2014年,我对非洲已经相当熟悉,从记录角度来讲我是很有优势的,我有好多故事可以讲。”很快,他下载了该软件,开始往个人账号里上传他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当时没有直播,也没有打赏,他也没想到有那么多中国人对非洲有好奇心,他们给予了非常正面的反馈。李威也在拍短视频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认识了非洲。
  
  几年间,李威的视频事业越做越火,他从赞比亚红到了国内,甚至还有人慕名找上来要拜他为师,“我没有想到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多时候,李威都在非洲,回国时间不多,在国内参加活动时,经常遇到粉丝向他打招呼,那种被人在大街上认出来的感觉挺好。
  
  面对这种情况,李威自己分析,粉丝量越多,影响力就越大,视频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收入也呈正比增长。现在,他的主要收入来自直播打赏,拍短视频成了他的主业。
  
  “你走入了另一个文化、另一个社会,你内心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这一片土地了,你会发现人的活法变得多种多样。”李威说。谈及未来,他想走出非洲,把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景观呈现到他的短视频里。

西瓜是怎么传到中国的

  每种水果,都是段传奇。
  
  夏天要来了,那是西瓜的季节。
  
  从全人类的层面而言,最爱西瓜的必然是中国人,这一点首先可以从产量上看出来:2017年全球西瓜产量大约为1。1亿吨,中国就产了近8000万吨,排名第二的土耳其还不到400万吨。
  
  但西瓜并非中国土生土长之物,乃是异域传入,这一点从其名字上便可看出:“西瓜”的“西”,这个字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就代表着中华之外的世界。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说法就多了。
  
  一
  
  要讲清楚西瓜传入中国的故事,先要回到西瓜最初出现的历史端点,瞧一瞧此物原产于何方。
  
  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很多,主流观点认为原产于非洲。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陆在远古时代曾覆盖着大片茂密的森林与草原,形成了极为复杂多样的物种系统,其中便有西瓜的先祖。而最早开始人工种植西瓜的很可能是古埃及人,这一点在一些诸如法老墓穴的考古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其后,西瓜开始沿着陆地与海上的贸易通道向欧亚大陆扩散,公元前4世纪左右,传到了中国旁边的中亚与印度地区。
  
  想必接下来就应该是中国了。
  
  但又有观点认为,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西瓜,且很显然不是外传而来,而是原产的。其证据是在一些远古文明遗址,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西瓜”种子——后经过诸多学者多年研究分析,基本证明这些种子都是冬瓜种子。一个“冬”,一个“西”,两码事。
  
  公元前4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在诸如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游说列国时,他们频频使用“瓜分”一词,这很容易让后世认为那是根据吃西瓜的动作所造,进而推断出西瓜在那个时候就已传入中国。
  
  战国时代的国际贸易不甚发达,后来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均未形成,无论是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地区,那里的西瓜要历经干山万水到达中国,可能性接近于零。即便有,也必然是零零星星非常少,远未达到能够传入的层面——大量输入并移植。
  
  实际上与“瓜分”一词相关的那个“瓜”,指的是土生土长于中国的薄皮甜瓜。
  
  这又是一个误会。
  
  二
  
  接下来到了西汉时期,在与匈奴人的漫长战争中,这个强大的王朝逐渐控制了西域,开始与遥远的国度展开超长距离的国际贸易,大量的新物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此时,西瓜传入的可能性开始急剧提高。
  
  一些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发现了疑似西瓜种子的古老遗物,遗憾的是,经过科学鉴别,发现皆为冬瓜种子。
  
  另在一些西汉时期的典籍中,频频提到一种“寒瓜”,在明朝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则称西汉时期的这个“寒瓜”即为西瓜之别称。
  
  但是,西汉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李时珍则生活在公元1518年到1593年,取两者下限,其时间上的差距也有1500余年。焉能以一个1500余年后的说法,来证明一个1500余年前的问题?何况除李时珍外,便几乎再无其他观点指称寒瓜为西瓜,那此说就更难以成立了。
  
  只有继续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入之后的时代——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南北大乱世。
  
  在这段长达500余年的历史中,并未出现关于西瓜传入中国的强力证据,还是寒瓜满天飞。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时期的曹植曾提到过一种“水瓜”,奈何并无具体特征的描述,让人搞不清楚这个语言文字大师是不是仅出于押韵的需要,将一般人惯称的寒瓜改成了水瓜,和多水的西瓜有无关系。
  
  然后到了隋唐,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时代,万国来朝,西瓜传入的可能性比此前要高许多信。
  
  1991年8月,西安一不法分子在倒卖文物时被警方抓获,赃物中有一只陶瓷西瓜,后经某些学者鉴定,认为此物乃是以唐朝时期的特殊陶瓷工艺制作而成,也就是唐三彩。
  
  这意味着这个西瓜模型出自唐朝。
  
  又有许多学者认为此物乃是手段高超的制赝者所伪造,根本不是唐朝产物,而是20世纪的“高科技产品”,自然也不能用这东西来证明唐朝时期已有西瓜传入。
  
  但以隋唐特别是唐朝时期极其发达的国际贸易推断,要说没有西瓜来到中国那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来了多少,有没有达到传入的层面。从有关隋唐经济与农业的大量文献记载中,很难找到相关材料,那么西瓜此时的到来,或许至多也就是出现在了某个外国使者进献给唐朝皇帝的贡物清单里,最后烂在了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品中…
  
  三
  
  隋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乱世,西瓜传入的强力证据终于出现了。
  
  北宋文豪欧阳修在其编纂的《新五代史》中曾记载一事,称五代时期有一个名为胡峤的中原人士,曾在北方的契丹居住7年。他在那里吃过一种名叫“西瓜”的东西,与中国的冬瓜大小相仿,但甜得多,其种植方法也很特别——“以牛粪覆棚而种”。这个“西瓜”也不是契丹原产,是契丹从回纥那里得来。
  
  此f成立的关键在于,回纥在五代时期是否已存在颇具规模的西瓜产业,否则契丹从那里引什么?
  
  回纥,又名回鹘,是在隋唐至五代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至中亚的游牧民族。而中亚的西瓜产业在隋唐时期便已极为发达,回纥存在着传入的一大条件。
  
  另一大条件与回纥的宗教信仰有关。
  
  隋唐时期有一产生于古波斯王朝的宗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即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的原型。这种宗教后来成为回纥的“国教”。据后世学者研究,摩尼教主张吃素,多食瓜果,瓜果中又以西瓜为主,因其认为西瓜子蕴含光明能量,称为“光明子”,而摩尼教的教义正是崇尚光明。
  
  既然接受了这种宗教,那么在生活习俗上自然也要接受这种宗教独有的饮食文化。但难点在于回纥为游牧民族,要令其多食“光明子”,光靠传教时带几个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西瓜移植过来,令其生根发芽,成为刚刚学会耕作的回纥人一种重要的农产品。
  
  此外,回纥人曾经分布于今天的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区,其沙质土壤都极适宜种植西瓜。虽然尚无这方面的考古证据加以证明,但从天时、地利、人和上来推断,回纥有一定规模的西瓜产业的可能性很大。
  
  契丹曾多次对回纥用兵,从人家那里抢得西瓜种子,以及若干通晓西瓜种植之术的回纥人,也就大有可能。
  
  至此,西瓜已在中华大地的西北与北方地区达到传入的层面。
  
  在那之后,就是向南而下,到达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了。
  
  契丹就是后来的辽朝,与之并存的中原王朝为北宋。在北宋时期的一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高度疑似为西瓜摊的存在。若是的话,那就表明西瓜在当时至少已开始在黄河流域种植。
  
  继续向后走,到了两宋交替之时,有一位名为洪皓的南宋官员曾出使金国,在其所著见闻录《松漠纪闻》中,提到自己带回了西瓜种子和种植技术,并在南宋境内进行了推广:“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固皆有。”
  
  再之后,西瓜就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记载与诗词中,如文天祥就曾写过一首《西瓜吟》:“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干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清富说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
  
  成书于元朝时期的农业书籍《农桑辑要》中,载有西瓜种植之法,并称其为“种同瓜法”——与种甜瓜类似。另一部在元朝时期影响甚大的《农书》,则写明了西瓜之种植不仅是“种同瓜法”,而且是由北传南。
  
  到了明朝,西瓜之种植已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品种繁多,产量巨大,也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稳居西瓜强国榜的第一位。

推开华为,日本离5G更远

  美国在制裁了中兴通讯后,接着开始打压华为,为此加拿大一时逮捕了华为的高层。而在立即出来响应美国“排除华为”号召的国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经济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只有日本明确表示在政府采购中完全取缔华为等中国企业,算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瞩目。
  
  我在日本政府宣布相关决定后,写了一篇日文短文,认为如此迅速地决定排除某些国家的企业,有些操之过急,特别是和欧洲国家(比如德国)比,日本的做法尤为短视。短文在日本财经新闻网站上刊登出来后,“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谩骂、围攻。感觉日本网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对政府作出的制裁中国企业的决定衷心支持,哪怕是指出世界上公开排除中国企业的国家是绝对少数这样一个事实,也已经不能被日本网民接受。如果不能把这个事实驳倒的话,就采用谩骂的手段,以骂人为快。
  
  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有两种声音。一种是通讯企业,如软银表示坚决支持政府的主张,以后在基站建设中一概不使用中国企业的产品。它们信誓旦旦,摆出了与中国企业彻底决裂的态势。
  
  还有一种声音则非常弱,个别专业媒体将这些声音传了出来。“在材料方面,比如晶片、药液、气体等方面,日本企业受到的影响甚大。”微细加工研究所所长汤之上隆在网上弱弱地说。
  
  从资料可以看到,日本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给日本企业造成的影响相当大。
  
  华为在日本的采购总额约5000亿日元,主要是索尼的图像感应器(CMOS)、东芝的闪存零部件(NAND)、TDK等企业的陶瓷电容器等等。日本不准许使用华为的产品后,华为去日本采购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日本企业很有可能失去这5000亿日元的销售量。
  
  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后,日本企业也失去了在通讯领域与世界最大制造商、拥有最多专利和世界最重要基站的供应商合作的机会。要知道,2015年到2017年,中国企业是5G等通讯方面专利最多的国家;2018年的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但从过去三年的情况看,中国企业的专利只会更多,而不会变少。
  
  主动断绝和中国企业的关系,等于日本企业既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零部件,也不能在技术上与华为等企业合作。日本企业在3G时代已经落后于世界,在4G时代更拉开了与先进企业之间的差距。而在5Gr代排除中国企业,等于日本企业主动放弃了追赶的机会。
  
  在手机通讯等的基站建设上,4家企业占据了世界主要市场:第一是华为,第二是爱立信,第三是诺基亚,第四是中兴。爱立信的产品在日本、英国等地出过较大的事故。中兴今后赶超诺基亚、超过爱立信,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不与中国企业合作,意味着在通讯领域只能使用成本高、更新慢、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产品。
  
  排除华为,日本政府做决定很快,对日本企业的影响很大,而最终受损的也许就是日本消费者。

在埃及旅游,清凉油是“硬通货”

  提及中药,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硬币大小的红色锡盒——清凉油。它含薄荷醇、樟脑及薄荷油等草本成分,可以使皮肤保持凉爽感。
  
  但你可知道这个我们夏日必备的药膏,除了能治蚊叮虫咬、提神醒脑,还能干啥吗?
  
  答案是,在埃及能当小费!
  
  《A尔街日报》报道称埃及人对中国药膏清凉油情有独钟。中国游客游埃及,清凉油当小费,6天旅行送出50瓶。
  
  中国游客叶三石(音)在埃及凯尔奈克的古庙群游览时迷了路。一名埃及导游帮助了他。为表达谢意,叶先生送给恩人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小盒子。盒子里装的是被称为清凉油的薄荷油。对于在埃及旅行的中国游客来说,清凉油已经成为一种通货。
  
  34岁的尤尼斯·穆罕默德在红海之滨的胡尔加达塞雷妮蒂沙滩度假区做清洁工作,他说:“中国游客喜欢送这个给我,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原因。”头痛的时候,他会抹些清凉油到太阳穴,此外,他不知道这些油还能干什么。
  
  有时候,埃及人似乎会通过用一只大拇指在额头上移动的方式来索要清凉油。一名中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说:“我真的搞不明白,埃及人为什么喜欢清凉油。”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些埃及人似乎也很迷惑,大部分外国游客都是用现金付小费,为什么中国游客总是给他们清凉油。而清凉油是如何成为润滑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关系的小物件的呢?
  
  古埃及文化和文明专家、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晓东认为,最初中国游客携带清凉油是为了自用,后来发现埃及人也很喜欢。“埃及很热,他们喜欢清凉油是很自然的事情。”
  
  长期以来,清凉油一直是一些国家的“红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去阿拉伯国家就看到很多商店里以一美元一盒的高价出售清凉油。那时清凉油在中国一毛钱就能买两盒。
  
  1991年,《阿拉伯世界》杂志曾刊文讲述了阿拉伯人与中国清凉油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埃及官员滔滔不绝地给中国访客科普清凉油的用法。
  
  去埃及出差前,同事推荐作者吴聪带些清凉油当小礼物,他也有些意外,半信半疑,不过还是带了些。在与时任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局长会面时,吴聪送上了他带的小礼物,风油精和清凉油。谁想这位运河管理局局长手持小盒紧贴胸口,连连表示感谢。
  
  老局长十分开心,反倒给吴聪科普起了清凉油的用途,酷暑难耐时怎么涂、守斋时怎么用、夜间受凉时怎么擦……兴奋的老局长讲了很久,在他的口中,这小小中国药膏堪称万能。
  
  埃及的这位老局长告诉吴聪:到访中国的阿拉伯人总要到中国的友谊商店购买清凉油和风油精,并带回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亲戚朋友。在阿拉伯国家,人们都知道这两种家常保健药的神奇功效。
  
  吴聪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我们来看看21年前的这组数据。
  
  《上海医药》报道,1998年,上海中华制药厂天坛牌和龙虎牌清凉油系列产品1月至5月中旬出口创汇534万美元,为全年出口创汇破千万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清凉油就被非洲人民称为“神秘的东方之物”“中华魔药”和“中国神油”了。
  
  该厂在突尼斯、马里通过代理商建立清凉油灌装包装厂,并在肯尼亚建立合资公司,出口半成品和包装材料在非洲加工成品。
  
  100多年前中国药剂师们研究出来的药膏就这样扎根在非洲的土地上,与当地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