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只是个可怜的屋檐

  第一次见到卢斯卡教授,还是在1993年。当时,我正在重庆攻读硕士,由于一个中法合作的科研项目,在那一年的秋天,卢斯卡教授——法国图卢兹大学城市与环境工程学院的终身教授,来到中国,就有关技术问题与中方课题组进行交流、讨论。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绝大多数是由外方提供关键技术,中方则组织力量消化和吸收,我们那个项目同样采取的是这种模式。也正有鉴于此,加之卢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学术地位,全体中方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对他怀有一种很强的敬畏心理,而我这个资历最浅的学生,更是暗自抱定了这样的初衷:只做一个认真的听众,绝不开口参与问题讨论。
  
  大家都抱着与我类似的心态,因此注定学术交流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均衡态势——向卢斯卡教授提出问题,中方课题组事先要做精心的准备,被推举的代表发言时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语有失贻笑大方;而卢斯卡教授感兴趣主动提出的问题,中方课题组又无人肯出头做全面阐述,被“点将”不得不发言的,也往往三言两语稍作阐述,接着便以“仍需我们进一步研究”画了句号。结果,一场学术交流很快演变成了卢斯卡教授单方面“答疑”的独角戏。坐在会议室的一角,我发现,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默契,卢斯卡教授几次摇头苦笑,脸上也露出了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为打破这种颇为尴尬的氛围,学院科研部的领导陪在一旁,立即显出国人好客的一面。他满脸堆出笑意,建议卢斯卡教授抽出一点时间,前往重庆的大足石刻、缙云山等名胜古迹浏览参观。翻译将这番美意译作法语的过程中,卢斯卡教授却开始耸动肩膀,并几次将双手摊在胸前,嘴里也在小声嘀咕什么。
  
  会议室沉寂了好一会儿,卢斯卡教授的脸上才重又浮现出一丝笑意,客气谢绝主人好意之后,他清清嗓子说道:“其实,通过刚才的交流,我发现各位同行对流化床工艺还是颇有研究的,而我们的讨论之所以不够深入,恕我直言,是因为大家在交流过程中选择了太多的妥协,这不由让我想起一句法国谚语来。”说到这里,他略作停顿,接着缓缓提高了声量,“在我的国家,这句谚语是: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卢斯卡教授把这句谚语说了两遍,也特意请翻译加以重复。待翻译的话音第二次落下,会议室里顿时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将头低下,有的人甚至脸上涨得通红。
  
  又过去难捱的几分钟,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主动站了起来:“卢斯卡教授,我想就反应器的进水方向,谈点儿自己的看法……”
  
  时间到了第二年夏季,由于中法双方的精诚合作,那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到了实践应用,而我作为课题组一员,也沾上项目的光,在一项“新型斜螺旋沉淀装置”的国际专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这项专利,它对我毕业后的求职帮助多多,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这句短小精炼的谚语,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生活中于人于事的交锋,适当的妥协固然必要,但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更应作为双方最初的选择。  

如何搞外交

  我在国外时经常感叹,我们很多代表团,花了很多钱,不远万里到他国,但由于不懂礼仪,访问的效果打了折扣,甚至本来谈好的合作也丢掉了,实在太亏了。
  
  眼睛会说话
  
  我国有一个大企业代表团去欧洲谈生意,谈判进展得还顺利,但欧洲这家大公司的领导却对手下的人愤怒地说,以后再也不要安排他见这位中方代表团团长了。原来中方团长几次与他握手时,眼睛都不看对方,因而让他觉得受到了伤害。其实中国代表团团长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他并非不尊重对方,而是他不懂得如何同人家握手才算是懂礼仪,以至于伤害了人家,自己却全然不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位领导同志接见西欧某国的知名人士代表团。我们事先向这位领导汇报了代表团的情况,说这些人地位很高,在国内都相当有影响,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对促进该国与中国的关系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领导听取了汇报之后,就想对代表团多做一些工作。没想到接见完之后,代表团团长对我发了一通牢骚,很不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位领导是接见我们,还是接见你们的翻译,因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直面朝右边对着翻译说话。”
  
  钱其琛副总理曾对我说,即便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从对方讲话的表情中,也能琢磨出一二。我曾经见到有些中国人自以为很聪明,在跟一些非洲国家的人谈话时,中国人自己聊起来,说非洲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自以为讲中文人家听不懂。其实,人和人之间交流不一定需要语言,看你眼神就能够感觉出来。
  
  沟通时注重文化差异
  
  对外沟通的时候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讲的东西人家是否感d趣?在法国期间,我接待了许多国内来的代表团,发现在招商会上,中方代表团主要领导的很多讲话往往是抄袭我们国家领导人访问法国时的一些讲话,内容都是对的,但丝毫引不起外商的兴趣。
  
  文化差异是交流中最常见的绊脚石。一个美国代表团出访中国山东,行程结束前,尽管美方对中方的热情接待非常感谢,但不忘提出抗议:“我们不能喝酒,为什么非要我们喝呢?而且还要让我们喝趴下!”美国人直言这样的过分热情“侵犯人权”。
  
  在国内,我经常听人说:“大使搞了一辈子外交,一定能喝酒。”其实不一定。在法国,人家请你吃饭,给你上酒,开头举个杯,完了之后,你喝,他给你继续加;你不喝,他就不给你加了。
  
  每一分钟都计划好
  
  人际交往是带有目的性的,需要考虑效果,也有个时间利用率的问题。
  
  我从国外回来,对国内举行国际会议时的一些做法不太满意。我们把外宾千里迢迢地请来,在早上开会。一个人精神最好的时候就是早上。我们还花许多时间介绍主席台上的人,每介绍一个,就把头衔全部念一遍。介绍到某个人时,某个人就站起来,大家鼓一下掌。我观察了一下,一般介绍到第四个人时,掌声已经不热烈了。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参观波音公司。我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于是随行并做了发言人。我发现波音公司特别会利用时间。开始致辞的时候,波音公司方面没有说很多“尊敬的”,就说了“江泽民主席”和“主席先生”;之后不用翻译,直接请公司会讲中文的华裔高级工程师介绍公司成员。陪同参观时,这些华裔高级工程师也用中文介绍产品。最后吃饭,吃的是便餐。他们在江泽民主席面前搭了一个“三脚架”,对江泽民主席说:“您请吃饭,请边吃边听。”他们还拿着一张表在看,说:“我们波音公司从1972年开始和中国合作。当时你们买了我们10架飞机……”我感觉他们把每一分钟都利用得很好。
  
  不出所料,后来波音公司当时的总裁菲利浦·康迪特来北京,我们一起吃晚饭,聊起那次访问,我说:“你们安排得非常好。”他回答说:“我们的每一分钟都是计划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