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大哥”好多年

  昨天我在广场遛弯时,听到几个小毛孩摩拳擦掌地商量混社会的事,顿时觉得有必要把我和所谓大哥的事情讲出来。
  
  小学时,我看了一部叫《古惑仔》的电影后,就迷上了混社会,天天梦想做大哥。初中没毕业,我就辍学到市里胡混,干了一堆坏事,渐渐身边聚集起了一帮小混混。
  
  这天,我们到一家饭馆吃“霸王餐”,店主打电话招呼来个绰号叫“京巴”的凶神恶煞的汉子,我们顿时怂了,乖乖地掏了钱。大概瞧我们挺识相,京巴说他是九爷的人,然后告诉我们那些地方是九爷罩着的,免得我们误打误撞。
  
  九爷是道上的传奇人物,据说跟他一起出道的大哥要么死了残了,要么在牢里,唯有他还在龙精虎猛地作恶。我们这些黄口小儿既需要这样的导师指引,又急着抱大腿,就央求京巴给引见。
  
  京巴答应了,但提出要有见面礼。我们凑了一个大红包,由我带着随京巴拜见九爷。两人来到一个小面馆,里面坐着个松松垮垮的中年人。我正要清场,京巴努嘴示意他就是九爷。中年人面皮白净、头发谢顶,如果不是衬衫下隐现的胸大肌,简直就是一知识分子。
  
  九爷漫不经心地接过我恭恭敬敬递上的红包,问了我几句,说:“以后你就跟我混了,这事自己知道就行,不要在外边乱讲,有事我会让京巴通知你的。”说完拍拍屁股走了。
  
  相处以后,我们对九爷的低调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遇事他是能躲则躲、能不出面尽量不出面。教育我们也是说能吓唬就不要动手,打人管用就不要伤人,不死到临头不能杀人。我们都不理解:这是混社会,还是搞小脚女人集会?
  
  事实证明这老家伙是对的。没多久,公检法司严打,其他团伙的大哥都进了局子,只有九爷成了漏网之鱼。京巴也给抓了,定期给九爷交花红的差事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天我按照九爷的吩咐来到了定西路,这条小巷空无一人,九爷在电话里一个劲给我指方向,终于我在墙角一个半开启的井盖下瞅见了九爷的脑袋。九爷在市里有好几处住所,前不久我还和京巴一起去他城郊的别墅给他送过“天堂华府”的头牌小姐。想不到他会躲到这里。
  
  九爷坐在睡袋上数钱,我瞧见暖气管道上挂着的一把金光闪闪的开山刀,想拿过来把玩。“别动!”九爷大叫一声,将叼着的软中华弹到我右手的虎口,烧得我龇牙咧嘴的。
  
  京巴放出来后,我和他诉苦,京巴说九爷是怕我知道他不光彩的秘密。九爷并不是家中老九,道上称他九爷,是说他和九尾狐狸一样狡猾。九爷刚出道那会儿,跟人争地盘砍死了人,团伙为首的都被判了死刑。法庭质证时,发现九爷的刀一碰就卷刃,人肯定不是他杀的,九爷因此成了获罪最轻的那个。几年后九爷出狱,山中无老虎,他就成了大王。
  
  “不谙世事的愣头青总觉得混社会就是砍人,爽得不得了,其实砍别人就是砍自己,是作死。”京巴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懂得这个道理的京巴,后来还是在我们与另一团伙火并时死了。他的刀是按九爷的制式改造的,他不拼命,不等于对方不拼命。九爷还有后手,他武功底子深厚,仅凭一对精钢打制的刀柄就足以防身。京巴依仗的是自己跑得快,不巧的是他好色,出事头天晚上在“春满园”玩大了,跑时腿发软,摔了个大马趴,对方一拥而上,他就给戳成筛子了。
  
  我在后面磨蹭,没砍人也没被人砍到,找地方躲藏起来,几天后还是被警察抓了。九爷派人给我送钱捎话,让我认罪,不要扯别人,他会帮我上下打点,照顾好我的家人,我感激涕零。
  
  我被判了五年实刑,因为不肯揭发,无立功表现,也没获得减刑。刑满释放回到家里,才知道九爷不仅没帮助我的家人,还借口帮我疏通关系争取减刑,从我家拿走十多万,家人怕我想不开,一直瞒着。后来我得知藏身的地点也是九爷主动向警方透露的,当时事闹大了,对方杀人偿命,我们这边也必须有人承担罪责,九爷怕追查出自己,就把我这个一度表现凶悍、在警局里挂了号的骨干推了出去。
  
  我认清了九爷这个所谓大哥的本来面目,找到九爷,准备退出。九爷却说,他为我的事还赔了三万多块,我只好继续为他卖命。
  
  混社会的坐过监狱跟读书人出国镀金似的,再加上我脑袋活络,打架眼黑,在团伙的地位一步步提升,九爷看我有利用价值,提拔我做了副手。我私下打听过,迄今为止做过九爷副手的人都死了。我私下开始活动,试图自救。
  
  这时西城丁大帅的团伙和我们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丁大帅多次约九爷单挑,九爷都拒绝赴约,最后双方约定在码头切磋。
  
  开战时,我打了个呼哨,我们这边的人,除了九爷都齐刷刷地往后退。这是我跟大家商量好的,我们中多数人跟随九爷多年,都不想继续做他的炮灰,想借对方的手把他解决掉,九爷虽然不会真的拼命,但在这种场合,样子还是要装的。
  
  我们转身逃跑,身后不断有人中刀,一片鬼哭狼嚎。跑到安全的地界,一清点人,除了几个新人外,失踪的就只有九爷,大家挥刀庆祝。
  
  其实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几天后传来消息,九爷没死。九爷虽然没有察觉我们的阴谋,但他事先早就想好了退路,我们跑时,他顺着堤坝滚了下来,虽然膝盖摔碎了,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兄弟们嚷嚷着趁九爷重伤,干脆找上门把他做了,推举我做大哥,我拒绝了。我不愿意做九爷那样的老狐狸,把手下当炮灰;更不愿意被手下当炮灰。我算看透了,社会不是人混的,大哥不是人当的!
  
  我不辞而别,回村跟父母一起种菜。听人说,身体康复的九爷没费周章就顺利回归了。九爷没找我的麻烦,他这人无利不起早,不会跟人置气。当然他也知道我是个敢豁命的主,不好惹。种菜挣了点钱后,我开了农家乐,后来生意越做越顺,就把农家菜馆开到了镇上,十几年后,又把菜馆开到了市里。
  
  这天,九爷突然来到我的店里,他的头发全掉光了,面容也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九爷没带马仔,进门就向服务员要钱,什么时候他落泊到亲自收保护费的份儿上了?
  
  我暗中指示前台给他一笔钱打发他走了。后来我一打听,原来,九爷早已今非昔比,随着年龄渐长,手下们渐渐就不拿他当回事了,动不动就当众欺辱他,一来二去,把他的脑袋都打坏了。可九爷还记得自己是混社会的,犯病的时候就到商店、饭馆收保护费。
  
  望着九爷远去的背影,想到自己曾经那么渴望当道上的大哥,我害怕得后脊梁直冒冷汗。
  
  这是我亲历的混社会,这样的事你想尝试吗?

那些与书有关的时光

  我人生买的第一本书,是《新华字典》。记得那年,舅妈在北丽桥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动手术。我和妈妈、外公看望她。那医院的楼很高,坐电梯坐得晕乎乎的。到了舅妈病房,看见隔壁病床上有个长得很好看的阿姨。外公和她闲聊得知,她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外公说,小橘子,等下带你去新华书店逛逛。不记得当时逛的是中山路上还是建国路上的那一家了,只记得书店旁边有一家张翠丰蜜饯店。那天外公给我挑了一本《新华字典》。外公说,以后有不认识的字,可以自己查字典。果然,我吃饭、睡觉、上茅坑,都没忘记拿着字典。特别是那些冷僻字,我尤其百看不厌。
  
  于是很多字我都认识了。村子里有人结婚,九爷要在红包纸上写“鞠躬”两字,九爷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我拿过笔,刷刷就写了出来。九爷摸着我的脑袋说,小橘子,你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那时我可不想当什么读书人,我成天假小子似的在村子里游荡与闲逛。可是九爷的话仿佛有着某种魔力。渐渐地,我发现读书的趣味了。我的读书史严格说来是在镇上一个名字叫佩佩的女孩子家里开始的。佩佩是我的同桌,她妈妈是镇上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
  
  佩佩的家在镇上朝南埭一幢小楼的公寓里。房子里铺着木地板,有一个落地的大窗子。窗子上挂了紫罗兰的窗帘。风吹过,吹起一帘幽梦。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靠墙的那个书架。我至今仍记得那套书的名字——《吝啬鬼、懒惰鬼、糊涂鬼的系列故事》。还有《安徒生童话》和《少年文艺》。
  
  我每天一大早就去佩佩家等她上学。放学时,我又去佩佩家做作业。我写字写得飞快。因为写完了就可以看书架上的书。佩佩的妈妈对我总是笑眯眯的,然后眉毛一拧对佩佩说,你瞧瞧人家小橘子,多喜欢看书啊。佩佩听了就很烦躁地把头一扭,发脾气说,我就不爱看怎么啦,你要是喜欢小橘子就让小橘子当你女儿好啦。佩佩的妈妈生气地去拿扫帚,眼看佩佩就要挨打,我这个间接的肇事者,只好飞快地回家。
  
  可是那本书还只念到了一半,于是第二天,我厚着脸皮搭讪佩佩,放学回家以后又坐在她家的木地板上了。念初中的时候,佩佩一家搬去了城里。每次路过她家的房子,我总是怔怔的。令我伤心的并不只是和小伙伴的别离,我想到有那么多的与书有关的时光,我曾在这里度过,而我从此将要与这样的日子永别。
  
  幸好念初中时,镇上开了一家书店,在步云桥底下。我喜欢“步云桥”这个名字,仿佛有个女孩子走在云朵里。那可是镇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了。那家书店的老板名字叫张宣。我经常穿过香樟树的浓荫,走到张宣的书店里去。说是书店,倒是卖宣纸、湖笔、练习簿居多,只在靠角落的地方放了两个书架。
  
  于是,我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遇见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个少女时被数学老师在脸上涂了墨水,再也不肯去上学的女孩子;那个白先勇的邻居,散步时远远看见白先勇就飞快地逃走的女孩子;那个休学在家,得了自闭症,有一天想学学画画,于是怯怯地去见恩师顾福生的女孩子;那个跟着荷西一起去撒哈拉,在沙漠里白手起家的女孩子;还有那个浪迹天涯,万水千山走遍的三毛,我舍不得很快读完。我像吃好东西一样一点一点读着她的悲欢人生。直到有一天,我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我想到许多年以前,那个女孩子的脚步,也曾出现在这里。我的眼泪忽然就簌簌地掉了下来。
  
  在台北我去了诚品。说起来,诚品算是大陆文艺青年去台湾的理由之一。我为什么要去呢?我倒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很文艺。我是想去看看,那家二十四小时阅读改变了一座城市的书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起来,它只是一家很普通的书店,规模还没有杭州、上海的书城大。我瞥了一眼架子上的新书:《妖怪模范生》《奇奇的异想世界》《黯》《boom!》,书名台湾腔十足。那些书皆装帧得十分漂亮,我挑了七八本书,付了两三千台币。在大陆可以买个四五十本了,不由得叹息:台湾的书可真贵啊。
  
  后来台湾秀威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售价320块台币,不晓得他们卖掉了几本。十一月听说苏州也开了诚品书店,朋友约我一起去。那天下了小雨,天气格外冷,然而去诚品的人格外多。在那个神庙一样的地方,我们钻来钻去。这个百货大楼一样的书店,太华丽了,物品齐全,逛累了,可以买买苏绣,喝杯咖啡,买点陶瓷、拖鞋、围巾之类的,当然价格也十分昂贵,台湾版的书则更贵。我花了九十多块买了一本毕飞宇的《玉米》。那天毕飞宇和骆以军都来了,李敬泽老师主持了一个对谈会。我听到李敬泽老师说,一个好的作者一定也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好的读者。我一时听得兴起,把一条花了三百五十块大洋买来的围巾顺手放在一旁,等到活动结束后,那条围巾竟被人顺手牵走了。走在苏州冷风嗖嗖的大街上,我心中无端就有了那么一点小忧伤。
  
  说起城市的书店,这几年愈来愈式微了。2000年我经常去逛中山路的一家书店,名字叫但丁书屋。店很小,只有一个门面,文学书却很多。有个姓费的老伯在看店,见我经常去,就给我打点折。偶然和老伯聊天,得知他是油车港人,他的儿子费立新亦是一个书痴,书店的生意并不好,大约一直是他在贴钱的,后来实在撑不下去只好关掉了,改开了一家花店。我每次去市中心,经过那家花店,偶尔会想起费老伯,想起我那些消逝的青春时光。
  
  越秀花园对面有一家小书店,装修得很文艺,有一次去体育馆游泳出来,恰好看见就走了进去。有个女孩子坐在一排木书架旁。我问她有没有水,她用纸杯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喝了水不买书觉得未免有点不好意思,就去架子上抽了一本书,是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的《隔壁女子》,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下子把我迷住了。那个夏日的午后时光在记忆中忽然变得无比旖旎。
  
  勤俭路上有一家六元书店。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隔壁是一家麻辣烫和一家老北京布鞋店。我经常在去吃麻辣烫或买老北京布鞋时,顺便逛下书店。布鞋店的老板买鞋子赠我鞋垫。书店老板有时候见我买多了,也会随手送我一两本。有一次送了我一本李渔的《闲情偶寄》,淡蓝色的封面,竖排,一个字一个字念过去,古意盎然。
  
  勤俭路附近有个仓库卖过旧书,论斤称。那个卖书的老伯,我认出来竟然是步云桥底下的张宣。他佝偻着背,已经很老了,他没有认出我。我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大堆,那堆书里有一本三毛的传记,上面有三毛来大陆肖全给她拍的一组照片。照片上的三毛,亦不是当年那个女孩子了,她的神情之间,已隐约可见疲惫苍凉与落寞。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北自杀。那么,当年我在张宣的杂货店里读她的小说时,三毛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去一座城市,遇到书店,总是会忍不住进去看看。有一次去南京,在总统府内邂逅了一家书店:先锋文史书店。那里出售新书。也出售一些关于南京的旧书。翻到一本彩绘画册,记录着玄武湖、乌衣巷、石鼓路教堂、拉贝故居的旧时风貌,封底写着余秋雨的一句话:“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靠窗的一只书架上,摆着张爱玲和三毛的小说,还有一本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见一幢摩登的西洋大楼,掩映在蓊郁葱茏的古木下。目之所及,一切都是沧桑。沧桑之外,一切又都是优雅。
  
  还有一次,在厦门大学,我走进一家书店,那书店亦很小,门口搁着一块小黑板,写着新书的名字。不时有学生和游客一拨拨进来。在书店一个角落,我听见一个厦大的男生和女生在轻声交谈。男生不知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女生捂嘴轻笑。那一低头的温柔,令我怅惘。
  
  那些与书有光的时光,终究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