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捆芦苇

  故事发生在早年间,那时,冀东老区的吴家塘村一穷二白,全村仅有的财产,就是没收黄老财主的芦苇塘收获的120捆芦苇,寄存在民兵队长李长庚家,只等冬天卖给织席匠,卖得的钱再分给乡亲们渡难关。
  
  这天,村里来了买苇子的织席匠,跟村干部商量好价钱:每捆两块,120捆,一共240块钱。村里卖苇子的事一阵风似的传遍全村,240块!对每一户穷苦人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不料,苇子一过数,却少了两捆!四块钱如今微不足道,可当时却是个极其诱人的数目,是被人偷走了,还是干部私吞了?乡亲们急着等米下锅,村长朱国宝和村会计陈生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顿时感觉压上了千斤重担。此时,两个年轻干部都打定了主意:自己掏钱,补上亏空的苇子钱,决不能让乡亲们瞧不起!
  
  朱国宝说:“我是一村之长,又是共产党员,苇子亏了,责任在我!亏多少,我赔!”
  
  陈生争着说:“我是会计,财务的事理应我负责,应该由我赔!”
  
  朱国宝一拍胸脯:“我是当家的,我说了算!这钱就由我赔!”
  
  陈生也不示弱:“谁不知道,你家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七八口,就你当木匠挣的那点工钱,连肚子都填不饱!我好歹是个经商的,挣钱比你容易!”
  
  陈生这么一说,正戳到朱国宝的软肋,他面子有点挂不住,声音提高了八度反驳说:“拉倒吧!一个卖灯油、洋火的小货郎,还经商的!谁不知道你媳妇常年闹病,挣那几个钱还不够吃药的呢……”
  
  两人争来争去各不相让。这时,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吴品仲走上前,说:“你们两个有钱还是没钱,看看身上不就知道了?这样吧,谁要当场拿出一块钱,亏了的苇子就由谁赔……”
  
  老吴的话还没说完,村里一个叫二愣子的,上前一下抱住村长朱国宝,上上下下摸了个遍,一毛钱也没有!别看二愣子长得五大三粗,却是村里有名的“缺心眼儿”,因为小时候上山砍柴摔破了头,说话、办事都愣头愣脑的。一个大村长,连一毛钱都没有?二愣子有点不甘心:“外边没有看里边!”二愣子f着,一把拽开了朱国宝的裤腰带,随手把棉裤往下一扒,顿时,朱国宝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在场的乡亲们也全都惊呆了……
  
  其实,那苇子并没有亏。有天刮大风,老吴担心苇子被大风刮跑,跑到李长庚家一看,苇子垛果然被大风吹倒,苇子捆被吹散,零乱不堪。正巧李家的人都不在家,老吴只好一捆捆地收拾起来。可他一清点,才发现慌忙中少捆了两捆。老吴心想,反正重量不亏,卖苇子时按重量卖不是一样吗?同时,老吴有意想考验一下两个干部,看他们如何解决这件事,没承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二愣子以为要搜身,竟然连招呼也不打,就愣头愣脑地动手了。
  
  老吴还想着,这二愣子实诚,不会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他这一出手,更能证明村干部的清廉……哪想二愣子一把扒下了村长的棉裤!结果露出的既不是钱,也不是内衣,而是光光的屁股!大家这才知道,作为一村之长的朱国宝,竟穷得连内裤都穿不起,还铁嘴钢牙地争着赔那本来不亏的苇子钱。
  
  当老吴揭开苇子亏空之谜后,村民们全都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这时,二愣子也觉得自己出手过了头,“嘿嘿”笑着向朱国宝讨好说:“村长,你的屁股真白!”

惹祸的马肠

  老刘头爱吃干煸马肠。他儿子刘焕章是县交通局的副局长,每次回老家都要给他带点马肠。
  
  老刘头住的村子距县城三十公里,最近刚通了公共汽车。公汽公司来人安站牌时,村民都以为站牌会安在村子正中间,可站牌却安在了老刘头所在的村东头。村民们知道这是刘副局长为了方便他爹,所以虽然有意见,却不敢多说。
  
  从此,老刘头隔三岔五就坐公汽到县城的鸿运马肉馆去享口福。这天,马肉馆的老板为了巴结刘副局长,便派伙计给老刘头送了些马肠来。那伙计来时,老刘头正好不在家,他便放在了门口,并给老刘头打电话说了这事。谁知,老刘头回来时,却发现马肠不见了。
  
  老刘头急忙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快找公安局的熟人来破案。刘副局长安慰爸爸说:“丢了点马肠,也不值得报案呀,算了吧!”老刘头又说:“这个站牌安在我家门前,人来人往都从我这儿过,容易遭贼,还是把站牌挪走吧!”
  
  还没等刘副局长下令,老刘头就在村中说了要挪站牌这事。村西头有一伙贩运鸡蛋的小贩早就对站牌安在村东头有意见,于是就把站牌挪到了村西头。
  
  时间不长,刘副局长被提为正局长,有了专车。从此以后,老刘头连公汽都很少坐了,每隔一段时间,刘局长就派司机来接他进城解馋。不过好景不长,半年以后,县里对公车私用管得严了,刘局长的车再不敢来接老刘头了。
  
  这下老刘头不得不继续坐公交,他嫌站牌太远,于是又找儿子,说想把站牌挪回来。刘局长说:“这点小事就不用我说话了,你找人直接挪回来就可以了!”
  
  于是,老刘头就打着公汽公司的旗号,找了几个人去挪站牌。贩运鸡蛋的小贩中有一个叫二愣子的,上前阻止说:“原来让挪走的是你,现在让挪回去的也是你,这站牌是你们家的呀?”
  
  老刘头有个侄子也不是善茬,他上去就和二愣子打了起来,结果把二愣子头打破了,鲜血直流。
  
  看热闹的群众大为不满,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来查明情况后,说:“站牌怎么挪,我们管不着,但打人不行!”于是把老刘头的侄子抓了起来。
  
  这事惊动了公汽公司的赵经理,他急忙赶到村里。他告诉村民,最初站牌就是安在村东头,现在还得挪回去,谁要敢阻拦,就报警抓他。
  
  一个小时后,来了一台工程车,车上下来七八个工人,动手要挖站牌,不一会儿,就把站牌用车运到了村东头老刘头家门前。
  
  眨眼工夫,坑挖好了,站牌也立起来了。几个工人刚要往坑里填用水泥拌好的沙石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老汉。这人姓孙,他纵身跳进坑里,大声说:“住手,我是村治保主任,乡人大代表,你们非要把站牌立在这儿,就把我也埋了吧!”
  
  工人急忙打电话请示赵经理,赵经理想了想,对工人说:“这站牌先不立了,到底立在哪儿,以后再说,咱们撤!”
  
  第二天,几个贩运鸡蛋的商贩一商量,又把站牌挪回了村西头。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公交车来了后,竟然停在了老刘头的家门前,并说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几个商贩听了,只能干生气。
  
  这天,治保主任老孙来到县政府,反映了站牌的问题。县领导找到刘局长,要求立即解决。公汽公司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站牌立在了村中央。
  
  村民的心顺了,贩运鸡蛋的小贩也觉得合理了,老刘头却郁闷了。他一气之下,便很少去县城吃干煸马肠了。
  
  刘局长得知情况后,又偷偷派专车来接父亲去县城吃马肠。不巧,车子坏在村里了,正巧被纪检委的暗访人员撞着了。
  
  当晚,县电视台便将刘局长违纪的问题曝了光。刘局长受到处分,降职到县气象局当副局长。
  
  这可把老刘头窝囊坏了,病了二十多天,打了一个星期的吊瓶。
  
  春节放假,刘局长带着马肠回来看望爸爸,老刘头说:“儿子,我今后不吃干煸马肠了,一提这四个字,我就反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