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要吃上那一口

  这是我在中东地区断断续续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每逢春节,心中惦念的,除了家人,就是那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了。一个朋友问我如果能回国过年最想吃什么。我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火锅、烤鸭、烤鱼、羊肉泡馍、包子、豆腐脑……确实,在中东地区工作,中国味是个奢侈品,有时“非要吃上那一口”得颇费苦心。
  
  想起有一次过年请朋友到家里吃自制火锅。在巴以地区,想吃火锅也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买不到羊肉片,要自己动手切。一般头天买来羊肉,卷起来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冷冻,等冻好了再切。没有切片机,只能用当地切奶酪的机器。没有专用火锅,就用汤锅。虽然不能坐拥火锅,但大家围站在一起,边吃边踱步边聊,气氛倒也热烈。
  
  那时吃火锅最缺的就是腐乳了。一个中国朋友带来半瓶腐乳,又带走了。欲开口想让她留下,实在没好意思。
  
  后来,一位新到任的同事打开他的食品柜“拉仇恨”地向我展示他充足的物资储备:“你看,从国内带来的!”我看着那一排列队般的老抽、老干妈和腐乳,欲言又止。
  
  有一次,决定去中餐馆打牙祭解馋。打探了一番,耶路撒冷的中餐馆有三四家,最有名的一家在市中心,是中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猜测应该地道。一个菲律宾大姐接待了我,她说:“我们这里有两套菜单,一套是中文的,中国人点餐用,中国厨师掌勺;另一套是英文的,专供以色列和外国顾客,以色列厨师做。但现在中国厨师不在,你只能吃以色列式中餐。”
  
  参观了一下游客刚刚吃剩下的残羹冷炙,我瞬间决定还是回去炒俩菜吧,怎么也比那想象出的中餐强。
  
  后来又偶遇耶路撒冷一家华人面馆,大喜过望,心想总算能吃到家乡口味了。可面店门上的中英文价目表最终让我望而却步:一份西红柿炒蛋60谢克尔(约合120元人民币),还得加17%的税。算了吧,面的菜单也不用看了,还是自己回去下一个吧。
  
  由于以色列物价较高,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人,很多都是巴以“跨境贸易”一族。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仅一墙(隔离墙)之隔,但两地物价悬殊。比如在以色列买10个大饼大概需要20元人民币,而在巴勒斯坦只要5元;在以色列吃土耳其烤肉卷需要80元人民币,在巴勒斯坦40元就够了。因此,对于很多常驻这一地区的外国人来说,穿过检查站去巴勒斯坦购物成了省钱妙招。除了外国人,这几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购物、消费。
  
  提起“跨境贸易”,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在埃及工作时跨越北非多国“千里送白菜”的经历。
  
  当时整个埃及首都开罗能买到白菜的菜店屈指可数。一旦发现菜店来了白菜,大家就赶紧打电话互相通知:“白菜来了,快来买!”拿到白菜后,每片叶子都是珍贵的:外层的叶子可用来炒菜、炖鸡汤,里边的嫩心用来腌制糖醋白菜。
  
  每年同事们云集开罗开地区会议的时候,离开时行李箱里往往会多出几棵白菜。有次帮一个常驻叙利亚的同事打包,看他边细心清点白菜边自言自Z,这棵大的给某某。
  
  后来和两个同事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出差,给常驻两地的同事带的礼物,就是两大纸箱白菜。抵达摩洛哥后,那里的同事看到白菜喜出望外,直夸我们贴心。几天后前往阿尔及利亚,那位同事在机场总念叨,希望机场把白菜扣下来,这样他就又多得了一箱。
  
  因为这些经历,我对白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每次回国,在菜市场看到那绿油油的大白菜,都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入手两棵之后,往往还要拍照留念。

为人处世如坐春风

  渐渐地,路越来越宽,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几乎完全可以支配时间,不再浪费和虚度一分一秒,每一刻时间都在创造,没有了无意义的重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无聊。我知道这样的趋势下,自己将成为人生真正的主人。
  
  一个人如果有清晰的人生规划并为之努力,再遥远的目标也不遥远。如果人生没有规划,再辛苦也是枉然。远方,对于朝秦暮楚、浅尝辄止的人,永远遥不可及。
  
  有朋友问我:“你有过人生的低谷吗?”我说:“有,而且不止一次,几乎每一个高峰之后,就是低谷。但是,我的心情却没有过低谷。”
  
  朋友问:“为什么?”我说:“我时刻记着弘一大师的话:为人处世,要如坐春风。”
  
  马修说,他每天必做3件事:找到自己仰望的人、期盼的人和要追赶的人。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很难实现的目标。因为,一个人如果每天能够找到这样的3个人,人生就不仅仅有远方,有动力,更没有迷惘。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临终遗言说:“请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世人看看,伟大如我者,死后也是两手空空。”这是一个曾经到达权利巅峰者的人生顿悟。并不是每一个拥有权利的人都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很多人最终都是悲剧收场。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宪法,他们靠全民族对《圣经》的信仰管理国家,它就是位于中东阿拉伯人包围中的以色列,人口只有800万,国土狭小,几乎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建国几十年的时间,由一穷二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第一次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被否决了,他们的代表夺过否决文件撕得粉碎,并且说:“以色列的存在不取决于一张纸,而是取决于以色列的意志。”如果你想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试图取悦所有的人,你不仅得不到任何人的尊敬,也一定会失去所有的朋友。幸福,通常就是生活的一个瞬间,并且一般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信仰和意志的力量,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最近常写这幅杭州灵隐寺的楹联“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恰恰相反的是,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在做付出最少回报最大的美梦,也就是古人说的“事半功倍”。其实,这样的买卖是不存在的,能够“事倍功半”,就已经是不易得到的成功。很多的情形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却血本无归。甚至,一辈子都在努力,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平庸之辈。并且这是普遍现象。
  
  中年以后,f的越来越少了,很多场合,甚至不说,保持沉默,静静地聆听。这似乎不是我过去的风格,朋友们说:你一直是雄辩的啊。我说,因为现在我发现,说了无益,说多了甚至有害,什么也不必解释,解释也没有用,生活,最终一切,都要看谁做得好。如果一个人埋头苦干,哪里还有空闲滔滔不绝?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那种负能量的人,而是自带春风,给大家带来一个春天。  

绝境

  以色列天然条件极端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一年只有30天降雨,逼不得已,只能想办法运用科技突破。他们善用滴灌法,确保每一滴水都灌到植物根部,不但自给自足,每年居然还可以出口20亿美元的农作物。
  
  以色列建造了五座海水淡化厂,八成用水来自淡化的海水,剩下的缺口则用回收废水来补充。它的全球再生水源世界第一,可以回收近八成废水,第二名西班牙只能达到25%。几十年来,以色列人口增加了十倍,降雨只有时的一半,却没有缺水问题。别人束手无策的沙漠,以色列人把它种满了农作物。
  
  上帝给了以色列沙漠,发展出精致农业;上帝给了新加坡阳光,发展出观光产业。务必相信,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最棒的祝福,存着感恩的心,并且善加运用,不但能绝境逢生,更能反败为胜。

经济学天才的学生时代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说:“我在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天才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挤,或被环境暂时所压抑,可是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能量大爆发。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出生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后来全家移居法国。1941年,成千上万名犹太人遭到围捕,被押往集中营,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巴黎城外的一个临时监狱,并将被转送至奥斯威辛集中营。幸运的是,6周后他的父亲被营救出来,于是全家带着假身份证明朝着南方星夜逃亡。
  
  一路上全家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为了不被人发现,丹尼尔不得不称自己的父亲为“叔叔”。1942年的冬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瑞安莱潘的小镇。全家在这里安顿下来,丹尼尔的父母送他去上学,并再三叮嘱他不要和别人交谈太多,也不要表现出太聪明的样子,因为他们害怕别人发现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关于在学校的那段日子,丹尼尔对自己唯一的回忆就是老气横秋、书呆子气十足,在运动方面也不积极参与,同学甚至给他取了“行走的僵尸”的绰号。有位体育老师极力反对给他颁发学业优秀奖,理由是“凡事都应该有底线”。
  
  尽管环境恶劣,但是丹尼尔在那时培养出了一颗敏锐、智慧并且坚毅强健的心。他开始思考自己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丹尼尔·卡尼曼的一生。1973年,他在美国做研究,立志成为决策领域的专家。这一年的10月6日,他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联军,凭借着9个阿拉伯国家援助的飞机、坦克和军队,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以色列情报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当听到祖国危在旦夕的消息后,他迅速收拾行李赶上最近的一班飞机飞回以色列,一下飞机他就穿上了战靴,拿起了枪,直接上了战场的第一线。
  
  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出生在马来西亚,在读书时备受歧视,小学留了两次级,和丹尼尔相似,他叔叔给他取的绰号叫“四分之三”,意思是“脑残”,智商是正常人的四分之三。后来黄有光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平均成绩也只有六七十分,经常逃课,老师也不喜欢他。这个“四分之三”闲来没事,就给当时世界经济学界顶尖期刊《政治经济学》写稿子,他发表了论文《为什么人们买彩票——含有风险决策与支出的不可分性》,这篇论文让编辑十分吃惊,以至于用稿通知上端端正正地写着“黄有光教授”。从这以后,那些曾经看不起黄有光的教师,凡是遇到他的考卷,看也不看就直接给高分。
  
  黄有光后来被悉尼大学破格录取,学校跟他说,你这水平硕士也e读了,直接读博吧。后来黄有光成了经济学界的明星,解决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平时他没事还写写武侠小说。
  
  我们今天实行的很多经济政策都来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的“4万亿计划”。凯恩斯很早就显露出卓越的才智,据说他4岁半时就想出了利息的经济意义,6岁时想知道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运作的,7岁时他父亲认为他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
  
  14岁时,凯恩斯申请到了伊顿公学,这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与作家乔治·奥威尔描述的恐怖的伊顿公学不一样,凯恩斯在那里既没有被残酷虐待,理性也未被钳制,他容光焕发、成绩优异、获奖累累,成为杰出的辩论家,却没有变得骄傲自大。
  
  凯恩斯在学生时代有些有趣的故事。在进入古德柴尔德先生的预备学校后,他展露出了统御众人的天赋:凯恩斯有一个替他拿教科书的忠诚跟班,他通过帮对方完成困难的家庭作业换得了此项“服务”;凯恩斯还与另一个他不喜欢的男孩签订了“商务条约”,凯恩斯每周替对方从图书馆借一本书,而对方则不得进入他身边15米的范围之内。
  
  罗纳德·哈里·科斯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他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出生在伦敦郊区的威尔斯敦,他的父亲是邮局的一名电报员,母亲也在邮局工作。科斯的父母只对运动感兴趣,他的母亲直至高龄还在打网球。
  
  科斯虽然也喜欢运动,但他从小主要的兴趣在学术方面。他是家中独子,虽然常常一个人玩,却从不觉得孤独,比如学国际象棋的时候,他乐于轮流扮演下棋的双方。他学生时代常常独自去当地图书馆借阅图书,阅读范围非常广泛。
  
  在科斯11岁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见一个著名的看相大师。这个大师摸着科斯的头说:“你长大适合的职业是会计、园艺和养鸡。”好在科斯根本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如果看相大师后来知道这个腼腆的男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开创了经济学的新局面,不知有何感想。
  
  福利经济学有两个著名的名词,其中一个是“埃奇沃思盒子”。它的创造者就是埃奇沃思。在毕业那会儿,埃奇沃思参加了一个面试,其中有个特别难的问题(估计是老师恶意刁难,他们自己都不会),他看了一眼题目回答说:“要我说得简短点还是详细点?”然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半个小时,令在场的所有老师目瞪口呆。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17岁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先是学化学工程,可是他对机械制图之类的不感兴趣,转而学化学,又在定量分析上遇到麻烦。干哪行砸哪行。有个好心的老师说:“那么你去学学数学吧。”不久,他就在顶尖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上发表了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论文《讨价还价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讨价还价对象居然是玩具、球和小刀(他的内心其实还是个孩子)。编辑试图说服他改个例子,但以失败告终。
  
  纳什被卡耐基·梅隆大学推荐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推荐信上只写了一句话:“这人是个天才。”纳什的博士导师在几年后写道:“一开始,我觉得这封信夸大其词了,但我认识纳什越久,就越认为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