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挪亚方舟

  一
  
  走在伦敦狭长的地铁换乘通道里,深蓝色皮卡迪利线通往浅蓝色维多利亚线的路上,你会看到很多戏剧、电影的演出海报,它们不断推陈出新,唯独有一张照片永远在那里,色彩清新—一座宛如玻璃潜水艇的奇怪建筑扣在郁郁葱葱中。
  
  这座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玻璃钢结构建筑,不是剧院,不是皇宫,而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温室,是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标志性建筑。你不禁惊叹,大名鼎鼎的KewGardens(邱园)也会在地铁站里做广告,吸引大家坐上地铁,去郊外看看。
  
  地铁这站就叫KewGardens,下了车至少还要走十几分钟。也许是毗邻邱园的原因,一路上看到的家家户户,门前布置得格外隆重,不是有大朵蓝色、紫色的绣球,就是藤蔓攀上墙面。英国人也的确热爱园艺,没事总往公园里钻,家里也必须养花增加情调。
  
  伍尔夫有篇小说叫《邱园记事》,故事从邱园的一个花坛开始,详细描述了不同植物的花瓣、茎干和叶子,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小路上漫步,追忆着似水年华。
  
  后来,故事里又出现了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物,他们怪诞的语言和花朵、蜗牛以及浓烈的色彩交织在一起,最后作家写道:“万紫千红的花瓣也把自己的光彩都射入了辽阔的空中。”
  
  那是一篇色彩斑斓的小说,似乎什么情节都没写,着力描绘了天光云影下的花坛景致,却被评论家看作是伍尔夫印象主义写作的开山之作,那些关于植物的描写不经意间暗示了人物的命运:聚散别离,爱恨交织,生老病死。
  
  我倒觉得这些道理是我们中国人早就明白的—道法自然,人类所有的秘密都存在于自然里。
  
  二
  
  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里正儿八经完成自己著作的人就是达尔文了,他的腮上布满胡子,在档案室分析自己环球航行采集回来的物种,还有其他探险家乘风破浪收集回来的稀有植物。
  
  若感到疲倦,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回去接着完成《物种起源》。
  
  他的挚友胡克先生是当时的园长,自己本身也是植物学家,倾其所有支持达尔文做学术。
  
  在档案室里,我见到了达尔文的手稿。像我们小时候制作的植物标本或干花,每种植物旁边详细记录了发现地、色彩和形状。
  
  这些植物是经过地毯式搜寻采集而来的。但凡遇见疑似新物种的植物,植物W家都要采集回来,做成标本,存放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标本馆。
  
  除了派植物学家去往全球,邱园还会付给各地艺术家报酬,让他们画下当地的花卉和其他植物作为记录。艺术家的风格不同,花卉的图案也各具特色,植物绘画让严肃的学术机构变得生动起来。
  
  因为我们是中国来的客人,邱园的工作人员就翻出了不少中国清代艺术家寄回的作品,有古松,也有兰花,用的是彩色水墨画的方式。
  
  邱园对学术的追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世界上大多数植物园无非只是满足人们审美和休闲的需求,英国人却将它做成了造福人类的伟业。
  
  院子里种的5万种植物,总量占了全球植物种类的1/8,每一棵树的来历都有记载;植物标本馆收集了500万份标本,包含地球上近98%的属种;图书馆收藏了75万份世界植物图书和文献;邱园拥有目前全球最大、保存物种最多样化的种子银行,种子数量超过20亿颗,理论上保存期限可以长达数千年,并与74个国家和地区的306家研究所建立了联系。
  
  工作人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地球发洪水了,邱园的种子库就是植物的挪亚方舟,可以帮地球重建生态系统。
  
  得益于英国人在全球进行植物采集和引种,温室里存放着许多在自然界早已灭绝的植物。在中国已经找不到的植物,只有跑来植物标本馆寻找,那是两个世纪前,英国人从中国带过去的。比如,睡莲温室里的部分品种就来自中国,包括世界上最小的睡莲,在自然界已经找不到了。
  
  植物也在中英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卓越的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在邱园植物标本馆开展研究时,查阅了标本馆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拍摄了18300张照片,带回了中国。
  
  全球喜欢园艺的人都会来邱园朝圣,热爱植物的人也会前来学习。
  
  能把数以万计的植物聚集在一起,本身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邱园的设计和布局又特别精巧—英国人绝不会放弃施展园艺技术的大好机会。
  
  除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玻璃温室,户外还有几十个专业花园:杜鹃园、杜鹃谷、竹园、玫瑰园、草园、日本风景园、柏园等。花园的管理者会定期邀请艺术家,将现代艺术呈现在树林间、湖畔旁,以及温室的泥土里。
  
  三
  
  如果一个人必须迷恋点儿什么,那么摆弄花草绝对是有益无害的爱好。植物有一种治愈功能,无论多么沮丧,跟它们相处一会儿,心情就会明媚起来。
  
  邱园的一角藏着一幢砖砌的房子,不少游客会不明就里地与它擦肩而过。这座像巨型娃娃屋的小房子竟然是英国王室最小的宫殿—邱宫,曾经是大英帝国权力斗争的中心。
  
  抛开宫斗,还是能看到王室对于园艺的热衷,斥巨资支持植物学家收集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也不乏王室成员亲自照料花园。
  
  比如,生于18世纪的奥古斯塔公主就是一位植物爱好者,在著名植物学家罗德·比特和史蒂芬·黑尔等人的帮助下,她把邱园的植物种类扩充到2700种。
  
  作为植物学的门外汉,我不能像“报菜名”那样认出各类花卉,只能张着嘴不断感叹造物主的神奇。然而,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并不是这些温室,而是一间精致的画廊。建造画廊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富家小姐玛丽安娜·诺斯。
  
  在那个极少有女人出门工作的年代,玛丽安娜小姐反抗传统束缚,在全球旅行并用画笔描绘植物,还在邱园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画室来展示自己的画作。
  
  画廊于1882年开放,共有83幅植物画。她的绘画风格既狂野又细腻,色彩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能看得出她是真正热爱自然并享受自然的人。
  
  现在的邱园里还有不少科学家,他们致力于从植物中提取成分,研发不同的产品。
  
  我在这里遇到一个小巧的中国女孩儿,单眼皮,皮肤晒成了小麦色,跟着植物学家做课题研究;又认识了一个中国的教授,研究植物的基因科学。每日在此,被阳光、雨露、微风滋养着,身上都沾上了植物的耐力和天真。我去看了有关中国中药采集的档案室,原来西方人一直想搞明白中药的奥秘。
  
  走出邱园的时候,我想,也许人类面临的很多难题的解决之道都藏在植物中,人性不妨多靠拢植物性,世界也会变得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