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戏精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写作水平,班主任从校外请来了一位作家上作文课。作家说:“同学们要写好文章,首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比如,你看到天上的月亮,能想到什么?”
  
  学生们纷纷发言:“我想到的是橘子。”“不是,比橘子大,是橙子。”“不对,是月饼。”“我看像我妈烙的肉饼,上面还有黑芝麻。”作家回头冲班主任说:“你的学生都饿了,先去吃饭吧。”
  
  闺女期末数学才考了77分,我气得要打她,转念一想,女孩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吧。半小时后,闺女嘴唇哆嗦着,眼含着泪,突然双手抱头蹲下来说:“老爸,还是打我一顿吧!我受不了,你的车轱辘话太唆了……”
  
  今天我在门诊坐诊,一个患者过来看病,看完之后问我:“大夫,咋看你心情不好呢?”
  
  我说:“早上媳妇训了我一顿,理由是她心情不好。”患者立马握住我的手说:“大哥,媳妇训你,还能给你个理由,对你够好了!”
  
  小时候有次家里改善伙食,我妈做了几个好菜。我们正吃饭,爸妈不知为啥吵了起来,老妈气得直发抖,眼看就要掀桌子,我吓得“哇”的一扑在桌子上,一边哭一边快速往嘴里塞吃的,含糊不清地说:“妈,求求你了,让我把好吃的吃完你再掀,好不好!”

不曾入画的我们

  之前我在微博关注了一位年轻的女律师,没事的时候常会刷刷她的动态。她很享受自己的工作,聊起案子来总是妙语连珠,字里行间满是成就感与幸福感,叫人看了便觉得愉快。
  
  前段时间,我像往常一样点进她的主页,却发现疫情期间,她对律师工作的意义产生了怀疑,觉得做这一行只能在太平的年头安身立命,服务社会;一旦灾难降临,就马上变得非常没用,既不能救人也搞不来物资,捐钱倒是可以,可这并不需要动用专业技能。
  
  翻了翻评论,我发现很多人同她产生了共鸣,正想说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反复提到的“没用”一词让我想起了一则故事。
  
  曾经有位作家去拜访他的朋友,那时朋友正在作,画面的背景有一栋房子。作家端详片刻,指着房子问道:“里面住了几个人?”
  
  朋友犹疑着说:“我没想过,大概五六个吧。”作家点了点头,开始追问房子的男女主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有几个孩子,孩子是男是女……朋友很快就被问烦了,没好气地说:“这房子只是背景,你问这些没用的干吗?就算不清楚这些,也不影响我画好这幅画!”
  
  作家笑道:“怎么会没有影响呢?你画的是黄昏景色,如果房里住了人,就该有炊烟升起;如果这家的主人热爱生活,屋前就很可能种上花;如果这家有女儿,那么屋外晒的衣服就会鲜艳一些……你瞧,要是答不出这些‘没用’的问题,整幅画就会失真,就算把画面的主体处理得再精彩,也会不尽如人意。”朋友听了,恍然大悟。
  
  疫情期间,冲在一线的人们就像画中主角,他们自然值得泼浓墨、着重彩。然而,在他们身后组成背景,甚至未能入画的我们或许容易被忽视,但我们仍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专长维持着后方的稳定、社会的运转,与他们共同组成了这幅用来铭记历史的画卷。
  
  毕竟,春暖花开之后,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轻信人言

  有两个在中国香港商界响当当的人物——姑讳其名,以他们的体型称之为肥仔与高佬——许多年前同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中国男孩子当然是人以群分,况且他们二人同属本城有名望家族之后代,从小就相识相交,于是到了异邦更加熟络,形影不离,同捞同煲,一起上课听讲、下课耍乐,闲来追女孩子,晚上泡酒吧,其乐融融。直至大考砹伲才乐极生悲。肥仔立即挑灯夜读,临时抱佛脚。高佬见状,皱皱眉,说:“明天考数学罢了,数学怎么复习呢?外头风光正盛,美女如云,快随我享乐去。”
  
  肥仔心想,有高佬垫背,就算考试不合格,也是“吾道不孤”。于是两个人又照旧玩得昏天黑地,直至半夜,同回高佬的小公寓。高佬跑进厨房去弄消夜;肥仔偶然伸头往他卧室一望,不得了,满床满地都是各类数学参考书,分明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迹象。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肥仔与高佬依然是老朋友。前者经常以此笑话告诫友人,尤其告诫年轻人,不可轻信人言,必须各自修行。
  
  一个文化圈的朋友曾告诉我一个传闻。大作家找一堆小作家做伴去饮酒耍乐,小作家们要赶稿,正欲推辞,大作家说:“何必这样紧张?玩完再写不迟,我不也是一样?”
  
  于是闹至二鼓三更,筋疲力尽兼带几分醉意,还写什么稿?
  
  各小作家直睡至日上三竿,摊开报纸一看,只有大作家一栏如常亮相,众小作家统统开了天窗。

大师的奇招

  对于不少作家来说,浴缸就是激发灵感的绝佳空间。毛姆会好好利用他的晨浴时间,当他的身体浸入水中,这一天最初的两个句子便浮出脑海。埃德蒙·罗斯丹,《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剧作者,则在浴缸中寻求庇护。因为灵光每次袭来,都如火花一样噼啪作响,而后逐渐消失,变成灰烬。为了避免在创造力密集迸发时有任何中断,他会洗一整天的澡。罗斯丹告诉法国善于交际的赫格曼·林登克罗恩夫人,他的戏剧《雏鹰》是在水中写成的。
  
  当阿加莎·克里斯蒂计划整修她的宅邸“绿廊之家”时,她告诉建筑师吉尔福德·贝尔:“我想要一个大浴室,带一个壁架,因为我喜欢吃苹果。”对于这位将浴室作为主要工作区的作家来说,这些要求可不是小节。那些精妙绝伦的情节,便是克里斯蒂在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浴缸里放松时,一点点构想出来的。要想知道她的工作进展,或者她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可以数一下绕着浴缸的木壁架上的苹果核。
  
  很多作家发现,在移动中,自己的思维会更加活跃。雨果绝大多数时候都会离开书桌构思他的作品。一位记者曾在格恩西岛拜访过雨果,他如此描述这位作家动态的创作过程:“甚至在屋子里,他都经常来回走动,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偶尔停顿一下,或是到桌前写下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或是到窗前。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下雨,窗户总是打开着。”无论在室内还是户外,随着身体每走一步,他便朝故事、戏剧或诗歌的下一行前进一点。
  
  梭罗也在步行中获得了大量灵感。他曾说,散步是一种高贵的艺术,鲜有人掌握。梭罗赞赏的华兹华斯,同样热衷此道。据梭罗说,华兹华斯的仆人有一次把一名访客带到诗人的书房,不过又指出,“他的书房在户外”。托马斯·德·昆西曾估算,华兹华斯一生所走的路大约有18万英里(约29万千米)。尽管没有地图呈现华兹华斯走过的路线,但有他的诗歌为之标注出文学上的里程碑。在乡间漫长的远足中,华兹华斯创作了大量韵文。
  
  狄更斯经常被迫行走。在伦敦街头,认出狄更斯的行人会以为他有紧急的约会迟到了,因为狄更斯的步速特别引人注目,每小时可达4。8英里(约7。7千米)。他就像拉链被拉开一样,从悠闲的散步者和步履轻快的行人中穿过。狄更斯这么做,是被创作的火花推动,而不是需要到达某个目的地。每当陷入创作的困境时,他便这么大步流星地走。狄更斯给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写信说:“如果不能快步地走很远,我就要爆炸和毁灭。”
  
  也有的作家获得灵感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甚至匪夷所思的,比如席勒。有一次,歌德顺道拜访席勒,发现这位朋友出去了,便决定等他回来。这一小段等待的空闲,多产的诗人没有浪费,他坐在席勒的书桌前,匆匆记下一些笔记。
  
  这时,一股奇怪的恶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渗入了这个房间。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实际上就在他坐着的地方——馕独醋韵帐樽赖囊桓龀樘搿8璧峦溲蚩樘耄⑾掷锩嬗幸欢牙闷还S嫫死吹钠度绱擞谐寰迅璧卵猛吩巍K辖糇叩酱盎埃ズ粑孪士掌6杂诜⑾值睦璧伦匀缓芎闷妫盏钠拮酉穆逄靥峁┑氖登榱钊苏ι啵合沼幸饨还呕怠
  
  这种“芳香”不知怎的,能带给他灵感。而据他的妻子说,“没有它,他就没法生活或写作”。

善于倾听少尴尬

  央视栏目组来我的家乡舒兰市,拍一档反映当地文化的节目,我所在的作协做了很多协助工作。按照央视编导的要求,要拍摄一组关于本地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一些镜头,这些宝贵的资料,只有一位老作家手里才有留存。老作家原来住在本地,后来被上级文化部门调走了,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联系上了老作家,老作家也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为家乡的文化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了迎接老作家的归来,作协特意组织了一场诗会,老作家不远几百里路按时赶到会场。央视栏目组采访老作家之后,还要采访几个人,按照时间安排要现场录制老作家讲课的情景,离开故乡多年,老作家心情也十分激樱阈酥虏擦似鹄矗蠹乙蔡靡庥涛淳 U谡馐保懈“领导”拿起话筒,打断了老作家的讲课,说时间不早了,后面还有很多安排。老作家的讲课被迫停止了,现场气氛有一些尴尬。会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作家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因为对老作家的采访没有完成,后来剧组又几经周折赶到老作家的家中,终于完成了采访。
  
  在网络时代迅猛发展的今天,QQ群与微信群成了第二个聊天场所,极大地方便了大家交流感情。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最近又有文章见报,我突然想展现一下自己,恰好发现同学微信群里正在聊一个关于敬老的话题,同学们都在线,这是一个展现自我的好机会,我便将文章发表的喜讯在微信群里说了一下,原本以为会得到同学们的点赞,可是我横插进来之后,同学群里却喝彩之声寥寥。
  
  对这些经历反思之后,我发觉善于倾听的重要性。人与人要想友好相处,既需要倾诉衷肠,也需要认真倾听,二者对沟通思想、加深感情、增进友谊、祛除烦恼是缺一不可的。生活中,不合时宜地打断别人谈话的人是多么令倾诉者反感,是多么不受人欢迎,而善于倾听者的一个微笑、一次点头,却能使倾诉者心旷神怡、眉飞色舞,说话更有激情,更加滔滔不绝,更有思想的火花不时迸发,倾听者与倾诉者无形中达成的这种默契极为可贵,能加深彼此的感情,使人际关系日益趋于和谐。
  
  我们不但要做一个善于倾诉者,也应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倾听者,在需要倾诉时纵情倾诉,在需要倾听时真诚倾听,这样不但可以改善人际关系,而且能够学到别人的长处和宝贵的经验。同时,要认识到倾听对于交际的重要作用。因为倾听,并不意味着你的知识浅薄,而是一种可贵的修养,是你对倾诉者的尊重与钦佩;倾听并不代表你虚伪奉承,而是一种迷人的风度,是你对倾诉者的理解与认同;倾听,并不象征着你缺乏胆识,而是一种谦逊的品德,是你对倾诉者的鼓励与期待。在倾听中融洽彼此的关系,何乐而不为呢?

毛姆的幸运

  有人曾问著名小说家毛姆,是等灵感到来后写作,还是按自己的计划写作。毛姆回答:“我只在灵感到来后才动笔,但幸运的是,我的灵感每天早晨会准时到来。”
  
  作家是一种风险非常大的职业,我这么说或许有很多朋友不以为然——动动笔写字而已,会有风险吗?其实,作家这一职业的风险,就来自灵感的枯竭。作为职业作家,单靠等灵感,不要说是有所成就,就是吃碗饱饭都困难。如果想以此为业,就要让写作成为自己掌握的一门技g,这其中就包括主动生成灵感和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
  
  创作灵感是火花,如果只是等着闪电的造访,那概率太小了。作家必须学会使用“火石”“火柴”这些能让灵感自主迸发的工具。毛姆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进而让灵感的迸发成为一种习惯。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手脚的人,只在嘴里叼着一根铅笔。
  
  ——库尔特·冯内古特
  
  我病了。我想写作,可是心烦意乱——散文让我作呕。
  
  ——亚历山大·普希金
  
  我不知道副动词后面该写什么,我怎么也挑不出一个主句来,虽说我是文学家。
  
  ——安东·契诃夫
  
  没什么好写的……只有想到有人比我更痛苦时,我才感到一丝安慰。
  
  ——弗吉尼亚·伍尔夫
  
  脑子里没有任何思路。我刚用“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作为一篇文章的开头,随后我就划掉了“美好的”,又划掉了“一个”,然后全部划掉,只大大地写下了三个字,“他妈的”。以此告终。
  
  ——伊万·屠格涅夫
  
  对我来说,想要写作,得先刷牙,再不紧不慢地往前推进:耐心等待,磨蹭半天,睡上一觉,然后祈求第二天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开始干活。
  
  ——托马斯·曼
  
  我用什么理由来解释我今天啥也没写呢?没有理由。此外,这并不是我最坏的情绪。
  
  ——弗朗茨·卡夫卡
  
  作家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面前有一张空白页在等着你。作家这辈子最害怕的事,还是面前有一张空白页在等着你。
  
  ——J。K。罗琳
  
  问题并不在于作家联盟,而在于他们老是让我分心……一会儿叫我去南美,一会儿叫我去迪拜。话说回来,有谁能拒绝免费去迪拜这种好事呢?
  
  ——讨·马丁

只有它不嫌我是处女座

  我根本没有想成为作家。但很多人叫我作家,这成了我的标签,一辈子不可能撕掉了。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裁缝,或者一个放电影的人,再不行就去当一个图书管理员,但都没有实现。可这些念头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从小对好看的衣服极为敏感,那些被人们所讥笑和不齿的女人因为漂亮和风情让我暗自倾慕。
  
  那一块美丽的花布在裁缝手里变成一件漂亮衣服时,我的眼睛散发着炽热的光芒——裁缝踩着缝纫机的样子太性感了,那声音“嗒嗒”的,胜似任何花开的声音。
  
  小时候我便不合群,特别喜欢跟男生打架,母亲买的红袄不讨我喜欢,便自己骑单车去换成绿色的。
  
  为买到一块好看的花布做裙子,我转遍了霸州城所有商店,包括那些角落中的小卖部。长大后我有两件东西最多:一是书,二是衣服。
  
  很多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难免夸张、奇特。偶尔想起裁缝梦,怅怅然。
  
  那时小城的文化馆是最雅致的地方。细长的小院,院中有两棵极粗的合欢。东侧屋内有唱戏的人,评剧或者梆子,两边的屋子有十种订阅的杂志——《人民文学》《十月》《中篇小说选刊》,那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在阅览室看这些杂志,那阅读台是紫色的桌色,有些坡度,放上杂志刚刚好,窗外的合欢开得正好,那个少年正读张承志的《黑骏马》,她几度哽咽,热泪盈眶,怕人看见,便偷偷用袄袖拭去泪水。
  
  那个少年便是我。
  
  文学馆还有一个狭窄的后院,穿过月亮门便是了。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小院让人极富想象,我曾偶尔推开一扇门看到过一幕——书桌上摊着散乱的手稿,是那种三百字的稿纸,上面写着《长久的天空长久的雨》,落款是阎伯群。
  
  我羡慕极了,作家,写小说。更关键的是:不用上班。而且可以每天听戏、看书、闻花香。
  
  我第一次萌生当作家不错的念头。这比当裁缝和放电影看起来更无所事事。
  
  毕业后分至单位是闲差,与H写信聊川端康成和弗里达。每日在饭桌上写信,那些信淡到不能再淡,现在看来仍然不失韵味。H仍然在南孟教书,目光依然如少年炯炯,五十岁的人仿佛没有年龄。
  
  有三四年我甚是颓废。半字不着,每日与单位同事打扑克。我很快成为个中高手,打扑克落下腱鞘炎,2011年去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学,和学生谈起打扑克打到腱鞘炎,他们乐得前仰后合,我亦不相信那时我所经历的日与月。
  
  但日子就那样荒废了——不自知过了五六年,只每日打扑克,简直要忘掉写字这件事情。后来想起亦是不悔,那样快意的人生亦是清水照芙蓉,也好。
  
  我总以为可以没有写作。殊不知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另一个自己、另一种叙述、另一种表达。
  
  失去写作我可以活得很好,但肯定少了味道和气质。这还不是顶要命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写作搭救过我遇险的心。
  
  在最彷徨、最寂寥、最孤独无助时,写作不仅是救命稻草,更像亲人,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只要我要它,它永远要我。它不嫌我老、丑、脾气坏,不嫌我是处女座、个性倔强,不嫌我不会打理人情世故,它老实地在那里又温顺又体贴,又敦厚又仁慈,它是我永远的亲人,我们将终生在一起,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