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劝一个情绪激动的人

  昨天我们说到的那本书《警察》,美国警察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在街头,而是上门处理夫妻纠纷的时候。那怎么解决呢?
  
  书里面提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他走进一个鸡飞狗跳的家里,不是先去劝架,而是一言不发地坐到沙发上,等这对夫妻吵完。当着外人,还是个警察,冷静得当然也就比较快。
  
  然后呢?警察也不跟他们讲什么道理,而是描述自己看到的细节。哟,说你们家车不错,一尘不染啊!你们家房子装修得挺漂亮,等等。
  
  这其实就是在提醒这对夫妻,毫无理智的争吵,会让你们失去什么。
  
  然后呢?他问些问题,比如,你们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你们共同克服了什么呀,然后就走了。
  
  你看,怎么竦家桓銮樾骷ざ的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最有用的方式,是回到那些他自己创造,而且不能失去的事实和细节。

我去的是更好的地方

  对比起我的美国家人和同学,我慢慢发现,我是对死亡最伤感的一个。
  
  法语教授去世,我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其他同学却只是伤感那么一会儿,这个问题,我在之前高中同学去世的时候就发现了。当时我恨不得在葬礼现场哭晕过去。
  
  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死亡的重量,在我心头比美国人重出多少?
  
  学校举行法语教授的纪念仪式,发邮件给每个人,请大家聚在一起缅怀K教授。我没去。朋友回来,我本以为她会泪流满面,可她却活蹦乱跳地跑进我的房间:“你没去真可惜!”
  
  她说,大家围坐一圈,先静静待大概半个小时,陷入沉思,然后有人开口,说出自己想要说的关于教授的话,有些是故事,有些是曾经发生过的对话。第一个人结束,大家静坐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开口,这样继续。有些故事让人开怀大笑,有些则让人落泪,但总体是美好的,一圈人都陷入对逝者最深沉、最尊敬却也最平静的悼念中。
  
  悼念结束,大家吃吃点心,喝喝饮料,然后各自回去。
  
  的确,我在美国生活,感觉却是美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造成了他们对待死亡的平静。我也经历过一些中国人的去世,感觉人的尊严在生命尽头一下子消失了。
  
  可是当我美国接待家庭的妈妈得了皮肤癌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谈到死亡这个话题,妈妈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肩膀:“亲爱的,当上帝要我走,我就走,我去的是个更好的地方。而且我这一辈子有了你们三个,嫁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很快乐。我没什么遗憾。”
  
  没有遗憾,也许这就是减轻死亡重量的四个字吧。
  
  记得在《第六感生死缘》这部电影里,死神扮成一个年轻男子来到一个富豪的家中,要带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带着死神参观自己的公司,参加自己的会议,安排好公司和家里的各种事情之后,在生日晚宴上,他和死神一起离开。闪烁的灯火,碧绿的草坪,两个人的背影。音乐是欢快的。
  
  在生日晚宴上,富豪致辞:“我以为我今天晚上会悄悄离去,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啊!每一张脸都将成为我的记忆,也许这并不是完美的记忆。有时我们自有我们的坎坷,但是我们在一起。今晚,你们是我的,我要打破先例,告诉你们我的一个生日愿望:我希望你们能够拥有一种生活,和我一样幸运的生活。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早上睡醒时,感觉自己不想要更多了。65年的人生,难道不是一眨眼的事情?”
  
  最后,同样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平o而美好:你不是死神,你只不过是个穿着西服的孩子。

不赞美胡同的人

  有一年去某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会议,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北京的城墙与胡同,自然也就谈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大家都赞美胡同,甚至赞美长袍与马褂,赞美辜鸿铭的辫子,反对西装与领带,当然,他们都穿着西装扎着领带,穿着系带或不系带的皮鞋。据一个深谙西方贵族生活的专家说,如果扣上了西装的全部扣子,那这个人骨子里还是一个土包子。
  
  我始终怀疑很多伟大而有趣的民国人物是新一轮造神运动的产物。看一下那些人之间的通信就能窥见一些他们的真面目。日记里有真相,但也有一些日记是写给后人看的,这样的日记,很可怕。
  
  那天的会议上,只有一个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嬉笑怒骂,好像一点正经都没有,其实这是一个智商、情商都很高,道德水平也很高的人。
  
  这个人一开口便让那些发过言的人倍觉尴尬,他说:“你们都是在放屁,按你们的意思,不但胡同要保留,大杂院要保留,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都要保留。你们住过大杂院吗?没住过。你们知道住大杂院的苦处吗?不知道。你们,包括那些一个劲儿地写提案保护胡同的人,都住在楼上享受着抽水马桶、煤气、集中供暖等现代生活设施,而胡同里的人要上公共所,要烧蜂窝煤炉。昨天我一哥们儿的爹刚因煤气中毒死了,我哥们儿说,死了比变成植物人好多了。也就是说,赞美胡同和大杂院的人都住在楼上,而住在胡同里和住在大杂院里的人都盼着上楼。胡同里和大杂院里的人一旦搬上楼,也会怀念胡同和大杂院,但怀念归怀念,你让他们再搬回去住,他们是不会去的,但如果让他们搬到安装了现代设备的四合院里,那他们一定会去……”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今天忽然想起来,是因为看到我这朋友出了一本研究宗教的书。他的很多言论我弄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
  
  有一年我与这朋友去欧洲某国,他一天之内竟被小偷偷了三次,因此,我更断定他是个好人。

高晓松写在五十岁:我依然有梦想

  50岁,想做的事都一一实现了,心里的洞也一一补上了。那些心里积郁了多年的水,也逐渐被阳光蒸发。我的50岁,远超我自己的预期。
  
  首先要感恩我所生长之时代。这个时代,国家的开放,以及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物质等所有这一切的开放,让我在忙碌杂沓的前半生里,走遍了世界。所有梦想要去的地方,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都去了。
  
  这个高歌猛进、日新月异的时代,它让我和我的同龄人在短短的50年间历经了几乎是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又到了科技时代、信息时代。有时说我要回到什么时代去,其实都是玩笑。真的让我来选,一万次我都还是会选生于1969年11月14日,我要来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这半个世纪。
  
  再者,我要感恩的是我寓居于斯,成长于斯的江湖。我年少入行,从最开始组乐队,到录出第一张唱片,拍出第一部电影,出版第一本书,直至今日,几乎所有的荣光,都是这个江湖给我的。这个江湖养育了我,对我尤为宽容。我活到了50岁,看过了许多行业,也亲身参与不少,我觉得可能这世上没有比我们这个江湖更好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喜欢。
  
  后半生怎么度过呢?
  
  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有梦想、有信仰的,在当下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去开图书馆,比如去做更纯粹的音乐,比如即使在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综艺节目里,也要努力地传播一些我们从小所坚信的那些东西。帮助那些善良的,鞭笞那些丑恶的。
  
  最后是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任何时候,来听我的絮叨。从我26年前发表了第一首歌,你们就写来一麻袋一麻袋的信。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麦田音乐的办公室里打开麻袋,一封一封看信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26年过来了,一路都有你们陪伴,可能有的人是喜欢我的音乐,有的人是喜欢我其他的作品。有时候打开豆瓣,看看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所有作品的评分,有的时候我做出了好作品,有的时候没做出好作品。但是也没关系,一直起起伏伏,踉踉跄,摸爬滚打到现在,感恩你们还在陪伴着。

最后一次谈话

  苏格拉底死前和朋友的最后一次谈话,极准确地说明了希腊人是怎样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并取得了精神与理智之间的平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来送行的朋友们谈起了灵魂的不朽。在那样的时刻,寻求安慰或者鼓励,丧失冷静的思考和判断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苏格拉底身上的希腊品质没有使他失去冷静。他是这样说的:
  
  此刻我很清楚,我没有一个追求知识的人应有的品性;像平常人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在争论的时候并不在意问题的正确与否,而只是急于说服他的听众。此刻我和这种人唯一的不同仅仅是——他想使他的听众相信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而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说服我的听众对于我来说是次要的事。你们一定要看看我这样做能有什么收获。因为如果我说的是正确的,我必须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人死后万事皆休,那么我仍旧应该在我活着的这片刻使我的朋友摆脱痛苦,我的无知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害处。这就是我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精神状态。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K格拉底。如果你们相信我说的是真的,那么请赞同我;如果不是,请尽力反驳我,免得我在有意欺骗我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你们,使我像蜜蜂一样在临死之前把毒刺刺进你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开始吧。

财富的终极意义

  过去30多年里,我一直在等待着说这样一句话:“爸爸,我跟你说过我会拿到学位的。”我的简历上终于有了大学学历,这真是件好事。
  
  祝贺今天的哈佛毕业生都比我更直接地获得了学位。哈佛校报称我为“哈佛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猜想,正因为此我才成为了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尖子生……我只是失败者中做得最好的。
  
  哈佛生涯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里的学术气氛让我留恋,我曾经上了很多我都没有资格去听的课。当然,宿舍生活也非常美好。当时我住在拉德克里夫校区,那时候这里的女孩子比现在多,而大多数男生都是那种很木讷的理科生,因此我的机会很多,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我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教训:机会增加并不能保证你能获得成功。
  
  我在哈佛学到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很多新思想,也看到了科学方面的伟大进步。可是,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新发现上,而是在于如何应用这些新发现来消除不平等。无论是通过民主制度、强大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或者广泛的经济机会,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当我离开校园时,我并不知道美国有数百万青少年被变相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困和疾病之中。
  
  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些。
  
  你们这届进入哈佛的时候是一个新的时代,你们比以往的毕业生更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你们在哈佛的这几年里,我希望你们都曾经想过,在这个技术加速进步的时代,我们最终将能怎样应对这样的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
  
  假如,你们可以每周拿出几小时或者几美元,贡献给一个事业,而且你希望贡献出的钱和时间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改善更多人的生活,那么,你会把这些时间和钱花在哪里?
  
  对于梅琳达和我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拥有的资源给最多的人带来好处?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梅琳达和我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在贫穷国家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因为一些在美国早已无害的疾病而死亡:风疹、疟疾、肺炎、乙肝、黄热病。还有一种更是我们从未听说的轮状病毒,每年要致死50万儿童,但其中没有一名是美国儿童。
  
  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本来以为,既然如此多的儿童因为这些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死亡,那么研发并散发这些新药以拯救儿童,就应该是整个世界的头等大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到一美元就能拯救一个生命,但是连这也没有人提供。
  
  于是,我们就像在座诸位那样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允许那么多的孩子死去?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拯救这些孩子的生命在市场上不会得到回报,政府也没有为此提供补贴。这些孩子会死去,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改变市场的力量,没有影响政治的话语权。
  
  但是我和你们都有,如果我们可以提升市场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在服务于因不平等而受苦的人时能够得到利润回报,或者至少能维持生计。我们能向世界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能更好地用于体现纳税人的价值观。
  
  我希望你们30年后再回到哈佛,来共同回想你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实现了什么。我希望你们届时对自己做出评判时,不光是看你们的职业成就,还要看你们对解决这个世界的极度不平等做了什么事情,看看你们如何帮助那些和你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上但却和诸位一样拥有人类尊严的人。(本文根据比尔·盖茨2007年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整理。)

藩篱外的蝴蝶

  上写生课时,经常要去野外,导师三令五申:画画可以,但是别追蝴蝶。学生对此感到疑惑,问导师为什么?导师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有些美好必须学会放弃。
  
  导师的爱,学生们心领神会了。但时间一长,学生们发现原本丰富多彩的写生课,已渐渐乏味。有时候,他们画瀑布,只能远观,不能走近,每次有调皮的男生偷偷走近瀑布,导师就大声吼叫,骂得他们狗血喷头。有时候,女生听到云雾深处响起阵阵鸟语,摸索着走近悬崖,导师发现后,立即把她们训得面红耳赤。
  
  久而久之,学生们逢到写生课,都老老实实远眺山水,静观花树,默默画画,直到毕业。导师在毕业典礼上,神情凝重:“你们终于平平安安地走完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为你们感到自豪。可是我想问一问大家,这四年里到底收获了什么?”
  
  此话一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学到了精湛的绘画艺术;有人说,得到了真金不换的友谊;还有人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长了见识。导师笑了笑:“你们说得都没错,可是你们忘记了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那就是千万别追蝴蝶。”
  
  礼堂里突然安静下来,同学们面面相觑,不明白导师的意思。导师缓缓道:“我要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因为这四年来,我禁锢了你们的思想,禁锢了你们的自由。而艺术是无疆界的,思想是无疆界的,自由是无疆界的,可是我为了你们的安全,却从一开始就禁锢了你们的心灵,让你们失去了世界上真正的美好。很多美好,就是藩篱外的蝴蝶,悬崖边的花草,迷雾中的鸟语,山壁上的飞瀑。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你们走出了校门,要想走向成功,就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一切,既要有风险意识,更要有挑战风险的技能。这些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但社会中,这些经验教训却无处不在。希望你们走出校门,有机会、有能力冲破藩篱,接触到更多的美好!”话音落地,礼堂里响起了激奋人心的掌声。
  
  你的心里是否也有一堵篱墙,挡住了美丽的蝴蝶,遮住了迷幻的风雨,让你谨小慎微,让你步步惊心?没关系,只要有一天你愿意冲破它,踏访那美好的,彩虹还在,幸福还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那个有趣的老太太,是我的老师

  01
  
  人生中打过交道的老太太们,不知其数。有些老人家我碰面了,赶紧道一声阿弥陀佛,问个好,飞快跑掉。因为我如果不马上敬而远之,就得被念叨得头疼脑热。还有一些老人家,截然相反,轻松有趣。尤其是有个老太太,挺有意思的。
  
  我的大学时代,读的是法学专业,上课的时候,每每昏昏欲睡。因为我爱的是文学,碍于父亲的压迫,不得不选择了法律。
  
  直到有一天,我特意找了一个位于阶梯教室中间的位置,打算偷偷摸摸地吃完我的早餐——三鲜豆皮和鸡蛋米酒,就开始享受我的回笼觉。有的同学其实很笨,他们以为坐在教室后面几排就可以离开老师的目光。其实在最后面特别容易被发现,反倒是躲在中间,刚刚好。
  
  我刚刚把自己的教科书竖立起来,就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说:“后面的同学,统统给我坐到前面来。有的同学想睡觉可以,但是不许打呼。”
  
  我瞬间被逗乐了。隔着十几排座位,望见一个小老太太。
  
  说她小,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不是她满头飞雪,白了无数头发,脸上有些许皱纹和雀斑,看她的身形轮廓,就跟一个女中学生没两样。她矮矮的,大约只有一米五几的样子,身材特别小只。可是她偏偏把头发留得特别长,都过了腰,绑了一个长长的马尾。
  
  这小老太太一脸笑容,开腔继续说:“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你们想睡觉,我不反对。听我的课你还能睡得着,那是我讲得不好。学生听不进去老师的课,不是学生的问题,我保证不处罚你们。这学期开始我教你们的中国古代法制史。”
  
  哇,好牛气,居然不反对上课睡觉。我顿时佩服起她来。教室里其他的同学同我一样,冒出一片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台下有调皮胆儿肥的同学,居然还接话:“真的吗?”
  
  老太太瞪了他一眼,哈哈笑了,说道:“那当然,我一直说话算数。你知道我是谁吗?”
  
  第一次上她的课,大家还真不熟悉她。那同学茫然摇了摇头。老太太也乐了:“你连我都不知道?我是你们法学院的院长!”
  
  这下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了。那个学生很识相,哎呀,院长的课,赶紧坐直了,摆出一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样子。
  
  玩笑归玩笑,她马上就转到课程内容:“在古代,这叫教而后诛,我们研究法律的人,包括制定法律的人,决不能不教而诛。先得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什么?规矩是什么?然后才能惩罚违反法律的人。”
  
  老太太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平时喜欢跟我一样打瞌睡的兄弟,这会儿也听得精神抖擞。
  
  上了几周她的课之后,大家都对她熟悉起来。法学院的顶梁柱之一,响当当的老教授。做学问厉害,给本科生上课,也不同凡响,有口皆碑。
  
  平时听别的教授的课,真的是催眠曲,轻而易举就见了周公。但是听她的课,一条又一条的段子,夹杂着古代法律制度的知识点,实在是有趣得很,这觉没法睡了。
  
  其实,自从我毕业后弃法从文,学过的绝大部分的法律知识都忘光了。可是这个老太太的风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把学问做透了的老教授,原来可以这么自信,这么挥洒自如。
  
  一个人拥有幽默感,学识渊博,即便是个子那么矮,堪称小巧玲珑的老太太,也能令你见识到什么叫学问的力量,师者的尊严。她是我见过的最潇洒的老太太。
  
  我那时开始觉得学法律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02
  
  等到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毕业论文是电脑随机选择安排导师的。
  
  “别的老师可能马马虎虎,懒得看那么多字,放你一马。我这可没这么容易过关,不许抄,认认真真自己写。”她把话一放出来,我们这些恰好分到她手里的学生,吓得战战兢兢。我心里哀叹,我怎么就运气这么“好”呢?
  
  好在当时的我已经见过大世面,全校号称才子,在中央级的国家大报上发表过法学文章,还有老牌子的文学名刊,也相当频繁地露过脸。于是我酝酿了好几天,又是查资料又是打腹稿,洋洋洒洒写了五六千字,第一时间交上去。自我感觉挺良好,拿去发表也够格了。
  
  但很快,我的论文被她打回来了。她的批语是,文采很好,格式不对,像随笔,不像法学论文,要修改。我就郁闷了,不会栽到她手里吧。
  
  最搞笑的是,我手把手教我宿舍的几个同学写的论文,他们反而过关了。我的同学们简直笑掉大牙,请我吃了两顿饭,才平息了我的懊恼。
  
  我痛定思痛,照着她的批语,换了个选题,重新写了一篇,忐忑不安地再度交上去。这次她没有通知我什么,反正一个月后我顺利毕业拿到学位。
  
  后来我的一个学妹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告诉我,她翻阅到我的论文。原来,她把我的论文推荐到那一届毕业生优秀论文集里了。
  
  隔年,她退休年纪一到,就卸任了。但是因为讲课太好,又被学校返聘,本科生积极主动地想上她的课。我偶尔回到学校做讲座,经过法学院,远远的,看见她和她家先生,在南湖边慢慢地散步,有说有笑。
  
  夕阳斜斜地照下来,这老太太背着双手的样子,仍然很有院长范儿,但她脸上的表情却是一派温馨从容。
  
  我没有去打扰她,只是微笑远望着。人的一生,少年夫妻老来伴。暮年时分,跟老伴一起散步在湖边,自有岁月温柔的意味。
  
  03
  
  毕业多年后,我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我的同学们都在公检法,我却在作家队伍里厮混。有一年,《中国教育报》的编辑在一个群里征集教师节的感受。我顿时想起了老太太——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前法学院院长,授课严肃活泼又个子小巧玲珑的邓红蕾教授,还有她标志鲜明的长长的马尾辫。
  
  我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段感言,写到了她,还真是个有趣的老太太。当时我也就是抒发一下回忆青春校园的感情,并没有想太多。无巧不成书,那段文字被同学老师看到了,又转告给邓教授。
  
  再后来,我就间接收到了一本老太太的著作,赠送给我以作留念。内页里的题赠落款,那熟悉的笔迹,让我想起了当年,她在毕业论文打印稿上的批语。
  
  眨眼又过去几年,2018年的春天,我找了个闲散的日子,清理自己的书架,给我那些心爱的宝贝书拂去灰尘,一本一本擦干净。突然又翻到老太太的那本《从混沌到和谐,儒道理想与文化流变》。摸着老太太那本书的封皮,我心头涌上各种唏嘘,一眨眼,时光就跟兔子似的跑掉了。
  
  而今,毕业十五年了。老太太其实是哲学专业出身的,她是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然后在我的母校中南民大任教。
  
  说真的,如果我年纪再小一点,读书再晚一点,或者高考考得更好一点,就不会在这个学校遇到有趣的老师。
  
  一定年纪之后,我开始理解何谓“师之道”。学问的背后,站着的是那个人。有个性的人,才能做出有意思的学问,留给学生特别有意思的青春回忆。
  
  这篇短短的纪念文字,就是我回赠给一个有趣教授的岁月回响。

几年的放纵,换来的是一生卑微

  年少无知的小女孩,觉得嘴里不叼根烟、不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不交一个会打架的男朋友,简直算不上青春,都不好意思在姐妹圈里“混”。可是,青春那么宝贵,花时间在这些无聊的攀比上,会为你们的未来增益什么?你们想过吗?
  
  一帮不学无术的女孩聚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姐妹,以为有了姐妹就有了全世界;一帮无所事事的男孩聚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哥们儿,以为有了哥们儿就有了天下。你们我行我素,骂那些好学生,骂他们是书呆子,骂他们傻,说他们只知道读书,殊不知几年以后,你们连找个像样的工作都成问题,而当初那些你们眼里的书呆子,几年以后做着体面的工作,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
  
  你们的父亲可能正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你们的母亲可能正在工厂里汗流浃背,这些,你们会时常想起吗?如果是,你们有什么底气依然这样放纵?
  
  是,你们年轻,你们漂亮,你们帅气,你们以为这一切就是资本。你们骄傲,你们自负,你们无所畏惧。你们看不起那些比你们丑的、不会化妆的、不会打扮的、一天到晚只知道读书的好学生,你们不停地质疑:“读书有什么用?我认识的好多没读大学的人也都混得不差嘛。”但我想说,你们忘记了一个词语,这个词语叫做——比例。成功的那少部分人,他们具备了成功的素质,而你们是否具备?
  
  每个不想念书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有一个不读书就能成功的同学,并以此作为他放纵的心理安慰。有些学生说:“青春不就是要这样吗?不叛逆、不疯狂的青春,也配叫青春?”那么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个世界是优胜劣汰的,叛逆而放纵地度过青春当然可以,你们只不过是过早预支了。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几年的放纵,换来的可能就是一生的卑微!底层人是必定要有人来当的,将来总不能每个人都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喝着茶地挣钱。而那些不好好读书、一意孤行的人,你们不当这个社会的底层人,谁来当?那些学霸去当吗?简直是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