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爱

  凌晨3点,发热门诊室外等候诊治的队伍还是一眼望不到头。这时,轮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接诊的张医生连忙扶老太坐下,问:“阿婆,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个人来?体温测过了吗?多少度?”
  
  老太说:“我没发烧,我是来找人的。”
  
  张医生睁大眼睛:“阿婆,你没发烧怎么会说胡话?找人应该到派出所去,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快走吧,不要再给我们添乱了!”
  
  老太泪眼闪烁,哽咽着说道:“医生,上次我陪老头来找你看病,你说他得了新冠肺炎,把他给关起来治病了,现在已经十多天了还没回来,我不跟你要人,找谁去要?”
  
  张医生听了,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天下竟有这种奇事!看老太排了@么久的队,只为见一面丈夫,他有点心软,但理智告诉他,非常时期,不可能!
  
  “阿婆,阿公是确诊病人,需要严格隔离,没治好不会出来的。”张医生耐心地劝道,“这么晚了,你自己当心点,快回去吧!”
  
  老太哽咽了,一边向张医生鞠躬,一边说:“医生,要么我写个纸条,你帮我带给他?就说我想他了。”面对老太的再三恳求,张医生点了点头。
  
  老太从包里掏出老花眼镜和纸笔,靠到桌旁,仔仔细细地写了起来。
  
  老头:
  
  我想你了!我们约好了,不能同生,但可以同死,你千万不能一个人先走。我要等你出来,牵着我的手一起去看日出!
  
  烦你的老太
  
  2020年2月6日
  
  写完后,老太把纸条折成了千纸鹤,在上面写下了丈夫的名字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她郑重地递给张医生,又深深地鞠了一躬,道了声:“谢谢医生!”说完,她“哈哈”痴笑着走了。
  
  张医生接过千纸鹤,感到了深深的信任和沉甸甸的责任,但是后面的病人这么多,他也只能先把千纸鹤塞进兜里,继续工作。
  
  早上7点,终于有医生来换班了,张医生打了个哈欠,虽然疲惫,但他惦记着那位老太的嘱托,就联系到了老头所在的病房护士。护士告诉了他一个让他都难以接受的事实,老头已于凌晨2点离世了。
  
  张医生拿着这只千纸鹤,感觉它有千斤重。老太年纪这么大,怎么承受得起这件事?虽然这个老太和他非亲非故,但他陷入了无限的痛苦和矛盾中。回到家,他辗转反侧,忍不住把千纸鹤拿出来看了又看——老太已经拿不稳笔了,字写得歪歪斜斜,可字里行间充满深情。盯着这封永远送不出去的信,他沉思了许久,终于按下了上面的电话号码,手机那头传来老太的声音:“喂,老头吗?”
  
  “阿婆,是我,我是昨晚的医生小张。医院现在管得很严,千纸鹤我让护士转交了!阿公现在挺好的,正积极配合治疗呢。你好好待在家休息,别出来啊!”
  
  “好的,谢谢你,张医生,你真是个好人啊!”
  
  挂了电话,张医生的心扑通直跳,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撒谎,而且撒了这么大的谎。
  
  疫情期间,张医生每天的接诊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尽管很累,但他心里会时不时想到那位老太。于是,他坚持每天给老太打个电话,报个老头平安的消息。
  
  两个多星期后,当张医生再次给老太打电话时,手机里传来老太惊喜的声音:“张医生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头今天终于回家了!”张医生惊得目瞪口呆:“阿公回去了?”
  
  老太说:“对呀,今天一早,居委会领导送他回来了。”
  
  这下轮到张医生搞不懂了,是护士搞错了,还是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病人?张医生决定探个究竟。于是,他不顾劳累,下班时买了点水果,来到了老太的住所。
  
  老太见了张医生,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紧紧地拉着张医生的手不放。张医生问:“阿婆,你说阿公今天回来了?”
  
  “对,他回来了。是居委会的赵书记送他回来的。”老太说。
  
  “那阿公人呢?”
  
  老太的精神看起来已经不大正常了,她神秘兮兮地凑到张医生旁边,痴笑着轻声说:“我那老头子都这把年纪了,还像个三岁小孩一样,做错了事难为情,躲在箱子里不肯出来。”
  
  “躲在箱子里?”
  
  “是呀。”老太说着,把张医生拉进了卧室,指着床头柜说,“他就躲在上面那个箱子里。”
  
  张医生定睛一看,那是一只骨灰盒!
  
  老太却喜滋滋地说:“张医生,你别见怪,我与他做了60年的夫妻,每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就害羞地躲起来,到了第二天,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还是对我很好很好。相信他明天早上,一定会从箱子里走出来,牵着我的手去看日出……”
  
  张医生默默地走出卧室,他在思考,一个八十多岁、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老太太,究竟凭着什么毅力,能从自己家赶到医院,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只为见老头一面?她又凭着什么,相信老头会从骨灰盒里走出来,牵着她的手去看日出?
  
  那是刻骨铭心的爱!

我是个抑郁症患者,我很正常

  8年前的3月18日,一个叫走饭的姑娘离开了凡俗世界。她罹患抑郁症,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她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博账号,很多人因此认识了她。
  
  我和走饭共享一种疾病,至少我的医生是这么认为的。
  
  2019年11月,我去北京市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判断我具有重度抑郁症症状,我至今都时时怀疑她搞错了,因为我太正常了。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家人和朋友。我抖机灵的能力从未疲软,葆有对一切不健康但好吃食物的渴望。我坚持着我不算成功的眼妆试验,我高谈阔论,追剧看书,最主要的是,我努力尽一个好家人、好职员和好友人的本分。如果我偶尔拖延、敷衍或者在压力下掉眼泪,那应该是源于我的人性本能,而非病情所致。
  
  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正常”,我几乎从不吐露自己的精神状况。得病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恐惧他人强行给予我的歧视或优待,偏见和善意,我是一个“深柜”抑郁症患者。
  
  我慢慢地发现,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实在很多。她们隐藏在我热热闹闹的朋友堆里。上周我询问“你们想死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一边痛哭,一边观看在线学习视频。“你得晃一晃,找点事做,把这个念头晃掉。”一个姑娘告诉我。
  
  结束生命是一经常会出现的念头,但也不是难以对付。它只不过是一只尾随我的恶狗,我下蹲或者扔块石头,它就呜呜哀鸣着跑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没有体会过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抑郁症患者“万念俱灰”的感觉。我只是很尴尬,有时有点不知所措:世界在我眼中仍然是彩色的,爱也一直让我活下去。它变成了一种需求,我需要能给予这个世界爱。如果我终止了自己的生命,那我的爱也将停止了,我不能忍受如此。
  
  最初发病时我以为只是肢体出问题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疼痛,可始终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说话时会经历一些骤然的卡壳,我去医院,经历了一系列非常好笑的检测,包括一种像美国特工抓外星人的把戏:脑袋上戴一个编织着小球的大网兜,在一个女声提示下玩组词游戏,与此同时,电脑观察着我的大脑。
  
  医生推测,我将情绪压抑在身体里,而它们最终钻了出来,窜上了神经,让我痛得嗷嗷直叫。这让我很不服气。我差不多是我见过的人中情绪最稳定的,我很少焦虑,从不崩溃,定期为爱情电影哭泣从而健康宣泄出眼泪。
  
  但我也不能否认,那些可能不受控的情绪正在扰乱我的生活,集中体现在“又来了”的时刻。我开始表现出异常的状况,并越来越频繁。“又来了”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结巴,词组消亡在我的大脑里,像饼干溶化在牛奶里;我可能会痛哭,哭到浑身颤抖,像一把无法正常关闭的电动牙刷。
  
  这些状况通常毫无原因。这让我很愤怒,好像回到家发现一个强盗正坐在我的餐桌边喝牛奶,而我无能为力。
  
  一些无心之语,一个非常微小的错误,会随机性地让我愧疚异常,让我质疑自己的整个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症会选上我。一些论文说是我脑中的化学元素在开一个不太得体的party(聚会),一些论文说是我的基因有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走饭在8年前说:“太生气了,明天是周一,同意的请不作声。”
  
  我也不作声。我带着我隐秘的疾病,继续我正常的生活。

缝合

  多年以前,在一次抓捕任务中,已经上了手铐的犯罪分子突然猛烈反抗,搏斗中手铐重重砸在一位民警的脸上,自下而上划出一道大口子。
  
  队长带着满脸是血的民警到医院急诊处理伤口,急诊外科的医生接诊,初步检查、消毒、打破伤风疫苗。队长跑前跑后排队交钱。
  
  普通外科医生发现虽然民警面部的伤口又大又长,且需要缝合,但最严重的却是下方嘴角处的伤口,还伴有牙龈出血和牙齿松动,应该优先处理。
  
  “那就赶快处理吧!”队长说。
  
  “不行,这个得找口腔科专科才行。”
  
  于是呼叫口腔科医生会诊。过了一会儿,口腔科医生到场,检查伤口、清创、止血、缝合。队长跑前跑后排队交钱。
  
  口腔科医生缝合伤口至鼻子下边,不缝了——再往上的部分,需要请耳鼻喉科医生会诊处理。
  
  于是又联系耳鼻喉科值班医生到场,检查伤口、清创、止血、缝合。队长跑前跑后排队交钱。
  
  耳鼻喉科的医生缝合伤口到眼角下边,不缝了——再往上就不属于耳鼻喉科的范围了,眼角的伤口需要请眼科医生,额头的伤口需要请普通外科医生会诊处理。
  
  队长跟民警两个人干瞪眼——就这么一道口子,来来回回耽误了半天。
  
  于是他们回到急诊外科,“您这里不就是急诊普通外科吗?干脆您先从上面给缝上得了。”
  
  普通外科的医生缝合很顺利,没缝几针就接近眼角了。
  
  医生说:“这个地方你还是找眼科医生处理吧。”
  
  “哎呀,大夫,这口子上下都缝了,就剩中间这1厘米,您就甭折腾眼科大夫了,接着往下缝吧,我们这还赶着回局里办案呢!”
  
  这位普通外科医生也是热心,在眼角上刷刷两下,就把整个口子给缝完了。
  
  皆大欢喜。
  
  但是,他缝到了泪囊。错误的缝合很快引发了泪囊炎,泪囊炎又继发角膜溃疡。
  
  最终,角膜溃疡导致右眼失明。
  
  这个故事是一位解剖老师ξ颐墙驳摹D鞘俏颐侨松第一次上人体解剖课。
  
  老师举着一个颅骨,对我们说:“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你们算是踏进临床医学的门了。我给你们讲这件事,不是为了吓你们,而是想让你们记住,在以后的工作中,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永远要对人体和生命保持敬畏。任何时候,都应该想到寻求兄弟科室的帮助,这不是为了帮你分担责任,而是因为他们的本行比你更专业。”
  
  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不太能记清那位老师的模样,但每次回想起这个故事,总感觉言犹在耳。

平静的老齐

  大学毕业刚分到心内科病房的第一天,主管床位的上级医生就对我说:“23床是老齐,扩张性心肌病,老患者,住了好多年,心脏杂音很明显。”
  
  炎藕闷娴男那椋我走进了23床的病房。床上不见患者,但是床单铺得很平整,没有一丝褶皱,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就像部队营房里的被子一样。
  
  一个清瘦、有60多岁的男患者,头发理得整洁,穿着干净的病号服,安静地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看报纸,床边的窗台上摆放着几盆植物,有文竹,还有的造型奇特叫不出名,这样的场景给人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
  
  我走过去,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简单地问了病史,老齐配合地慢慢挪到床上,呈半卧位,撩起上衣,让我检查心脏。看心尖搏动的瞬间,我吃了一惊,由于心脏严重扩大、胸壁薄,老齐的整个心前区都能看到心脏的弥漫性搏动,而心尖搏动已经在腋中线。当听诊器放上去时,几乎整个左胸部都能听到心脏杂音,像海鸥鸣叫。再看看老齐,他很安详地半卧在床上,虽然很虚弱,但不像通常看到的重度心衰患者那样表现得烦躁不安,而是很安静。
  
  之后,我渐渐和老齐熟悉了,通过与他以及科室同事的交谈,我了解了他的故事。原来,老齐是北方人,生病前当过空军,后来是军校的教员,有一个儿子,本应是事业顺利,家庭幸福。但在30多岁的时候,老齐突然出现气急、乏力等心功能不全的症状,被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从此就与医院结下了缘,反复在医院住院治疗。在我到医院前十几年起,他就已经是医院的常住患者,基本不能出院回家。
  
  每天早上查房前,老齐就已经静静地坐在床上,等候医生查房,从不多言,也不说哪里不舒服,问到病情时就轻轻地回答。后来与老齐渐渐熟悉后,他才告诉我,自发病以来,由于心衰、血压低,每天都经受头晕的困扰,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平卧,病情稳定时,晚上是整宿整宿地坐在床上直到天亮,实在困了就身体前倾打个盹,白天就在床边坐坐。
  
  几十年来,好多比他发病晚得多,年纪也小得多的扩张性心肌病患者已相继去世。而老齐则经历了很多经治医生,好几任科主任,看着有的医生从青壮年干到了退休,有的医生自己也生病离开了人世。
  
  每当有最新心衰治疗措施被提出时,医生总希望给老齐应用,希望能有奇迹出现。每次他都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即使有的治疗措施可能还并不成熟,他也愿意配合。无数次看到或听到老齐又出现全身浮肿,甚至皮肤溃烂、没有小便,大家都担心他会挺不过去,但无数次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而且老齐的表情总是很安详,即使全身浮肿、胸腹腔积液的时候,也没有烦躁、恐惧的表情。在近30年的住院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一次次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到后来,我们都觉得老齐就是个奇迹,无论病情如何恶化,他总能挺过来。
  
  最后一次听到谈论他病情时,我已经工作六年,正好不在病房,听说这次老齐的病情很危重,浮肿导致全身皮肤溃破,能用的心衰治疗措施都用了,还是没用。我以为这次他也能挺过来,从30多岁到现在70多岁,那么多次都挺过来了。但是,这一次老齐没有战胜死神。在一个夜晚,他走了,认识他的医生和护士基本都去为他送行。
  
  老齐走后,我很惆怅,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更像是一位老朋友走了。他在时,我经常去看他。即使有再多的烦心事,当看到他,看到他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床,看到他的植物,我的心就会沉寂下来。身患重病的老齐尚如此热爱生命,我们健康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又是八年过去了,我偶尔还会想起老齐,就像想起一位老朋友。

法国小城:周末不得死在家里

  当80岁的母亲在一个周六黎明前去世时,桑德拉·兰布莱扎克突然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法国,没有死亡证明,移动尸体是违法的。只有医生才能签署死亡证明,但是医生很难找。
  
  她打电话给急救中心,对方告知她:“女士,周末没有医生。”
  
  “但我们不能把尸体晾在这里,直到星期一早上。”兰布莱扎克恳求说。随后,她关掉暖气,打开窗户。警察来了,自治市的市长也来了。他试图帮她找一位医生,但无能为力。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场噩梦。法律和现实完全脱节了。”兰布莱扎克说。
  
  兰布莱扎克一家住在杜埃,法国北部一座拥有4万人口的城市,离比利时边境不远。在这里,对医生痛苦的等待越来越频繁,其他医生稀缺的地区也是如此。当地一家报纸用一个标题概括了这种情况——最好别周末死在家里。
  
  12月6日,法国中部卢瓦尔省小镇格莱斯勒的女镇长伊莎贝尔真的发布了一条政令,禁止辖区内居民在周末或节假日在家中去世。
  
  “最近发生的死亡事件证明了医疗系统的荒谬,而镇长以荒谬的命令对此做出回应。”当地行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称。
  
  市长、议员、警察、消防队员和其他官员发现,他们都在忙着帮助家属寻找愿意来证实死亡的医生。
  
  在其他国家,护士、验尸官、病理学家都可以开具死亡证明。但在法国,这项任务由医生独占。他们必须探访死者的家,确认死者是自然死亡,并记录死因。在法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死在家中的。
  
  医生们顶住了一些来自政治人物的压力,拒绝将开具死亡证明的权力下放给其他卫生保健官员。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严肃的医疗程序,如果在死亡原因上出现错误,可能会导致法律后果。
  
  法国医学委员会副主席奥利维耶·布希说,“签署死亡证明并不是没有风险”。
  
  过去,全科医生过剩,医生签署死亡证明这一体系运转良好,许多大夫甚至主动上门。今天,一些地区的医生严重短缺,已经造成了法国人所说的“医疗沙漠”,但开具死亡证明的流程和要求基本没变。
  
  政府的数据显示,法国约有8%的人生活在“医疗沙漠”中。尽管法国的医生总数在不断增加,但他们都集中在大都市,而非法国北部萧条的前工矿业地带。
  
  莱格尼维尔市市长克利斯朵夫·迪特里希说,他的小城有4500名居民,城里最后两个医生在2017年退休。迪特里希说,那一年,莱格尼维尔就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居民在家中死亡。他说,出台法令旨在向国家卫生当局施压,要求为他所在的地区指派一名医生。结果没有医生前来,但建立了一个远程医疗中心。
  
  在法国,有一半的家庭医生超过55岁。法国政府正打算取消明年医学院招生人数上限,并将年轻医生派往医疗服务水平低下的地区。但这些措施缓不济急,何况年轻大夫更愿意选择专科,而非全科。2017年以来,法国也向在夜间、周末、节假日或医疗服务不足地区证实死亡的医生支付每次100欧元的补贴,但这项政策的效果似乎有限。
  
  在法国,政府在调节人们日常生活——包括健康事务方面的作用仍然很强。因此,缺乏医生,尤其是在一个家庭成员去世的情感脆弱时刻,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深深的背叛。
  
  “我感觉自己被国家抛弃了。”弗雷德里克·德莱普兰克说。他的岳父在周六的凌晨去世,他不得不等了两天,当岳父的尸体已经开始化脓时,医生才在周一姗姗来迟。

外公是我的患者

  大学毕业以后,我正式成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外公很开心,嘴里一直唠叨着“我们家养出了个医生”,竟然还从他屋子里掏出了一个发黄的本本,对我说:“宝贝儿,你以后做医生,一定不要糊涂,这里面有些不能用错的药,你要好好看。”
  
  虽然戒烟了,外公还是经常咳嗽,我问了问,外公咳的是黄痰,没有胸痛、咯血,自己时常吃点止咳药就好一些。我摸了摸外公的脉,脉象洪大有力,我告诉他也许是上火了,肺炎也有可能,要他到我的医院检查,老爷子嫌麻烦不去。
  
  有一天我正上着班,舅舅给我打电话,说外公咯血了,还觉得胸闷气短。
  
  我赶紧让舅舅把外公送来医院。体格检查、抽血、拍胸片、吸氧、止血、输液……经过一系列检查,最后发现外公左肺门处有个阴影,还有胸水。接着又做了胸部CT,结合病史、肿瘤标志物等,我初步诊断外公患上了肺癌,病理不明确,却已经咯血和胸腔积液。主任对我说:“你外公应该很早就有症状了,他吸烟史也长,现在年龄大,手术和放、化疗我们都不建议,还是对症治疗吧。”作为一名医生,我也经常这样告知家属,但是,现在我却变成了一位家属。
  
  我缩在角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隐瞒着外公,我告诉他,他得了肺炎,有了胸水,所以胸闷加重。外公总是很信任我,还笑着说:“还好宝贝儿是医生,派上用隽恕”外公的胸水增长得很快,渐渐出现了呼吸困难,晚上不能平躺着睡觉,食欲也变差了许多。我继续瞒着外公,告诉他因为年龄大了,所以住院时间要长一点。
  
  外公的病情不乐观,我逐渐已经接受,但是当我告知大家,看到亲人们难过、沮丧的表情时,我又被拉回了现实——我的外公确实病重了。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地给外公引流胸水,还试着往胸腔里打白介素-2,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外公越来越不爱吃饭,胸闷气短也越来越频繁,我越来越不能假装忘却自己作为亲人的另一重身份,“医不自治”,也体现于此。没过多久,外公开始嗜睡了,已经不能进食,心电监护也用上了。“血氧百分之多少”,和外公每天交流的也只剩下心电监护的数字。突然有一天,“陈医生,18床的血氧掉到67%了,你快来看一下!”
  
  听见护士的呼喊,我马上跑到外公床前:“提高氧流量到5L/分,洛贝林、尼克刹米各入1支!”我紧急下了口头医嘱,主任也过来了,和我一起抢救。我忍不住泪水,他真的快不行了……我一边抢救,一边看着那些代表生命的数字,“一定要升上来!”我在心里对数字说话……不知过了多久,“心率、呼吸为零,血压、血氧测不出,颈动脉搏动消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宣布临床死亡。”我突然听见主任的一句话。外公去世了!
  
  学医以来,我亲历过很多患者的死亡,死亡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结局。但当我们真正面对自己亲人的死亡时,他不只是患者,还是我的外公,我不愿失去他,却理性地知道我终将失去。医生这个职业可以让我如此亲密地陪伴外公走完他的人生,我已经知足。我会记住外公说的话,做个好医生。

嫁个老实人

  小娜肤白貌美,身边从来不乏追求者,不是高富帅根本入不了她的法眼。几年来,她处了好几个男友,却没遇到一个真心的。小娜开始厌倦这种生活,决定找个老实人嫁了。
  
  在一次相亲活动中,小娜认识了一个叫赵强的小伙子,对他颇有好感。赵强却有顾虑,觉得小娜长得太好看了,怕自己配不上。小娜点点头,心想这倒是个老实人。
  
  赵强月入过万,也算马马虎虎。问到工作,他难为情地说道:“我在皮肤科……做新陈代谢研究。”
  
  原来是个医生呀!小娜抱着结婚的目的,倒也算满意。两人交往几次,确定了恋爱关系。
  
  转眼到了两人大喜的日子,他们坐着婚车来到酒店。这时,赵强忽然指着门上的条幅喊道:“这是谁挂的?赶紧摘下来!”
  
  一旁的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说:“你大喜的日子,兄弟姐妹们给你撑撑门面。”
  
  小娜抬头看去,顿时惊呆了,只见条幅上写着:“红浪漫休闲洗浴中心祝赵强先生新婚快乐!”
  
  小娜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自己挑来挑去,还以为找了个老实人,结果人家洗浴中心都送条幅来了,说明赵强可没少去!这婚还怎么结?
  
  小娜将捧花摔在地上,扭头就走。赵强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大声嚷道:“谁还没有过去呀,我以后不去了不行吗?”
  
  小娜指着条幅喊道:“就算过去我能接受,可结婚的时候挂这,分明就是打我脸啊!”
  
  赵强的一个朋友见状吓到了,连忙劝道:“嫂子,同事送个条幅,至于那么生气嘛!”
  
  “同事?你也是医生?”
  
  “啥医生呀,我们都在红浪漫洗浴中心给人搓澡啊……”

赏金杀手

  史蒂芬先生50多岁,独居在英格兰的一幢岛屿别墅里。因为腿有残疾,他平时只能坐在轮椅上,并雇了一名叫乔治的仆人来照顾自己,帮忙打理家务。
  
  这天,史蒂芬正在家里看书,突然有人敲门,仆人乔治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提着药箱、面带笑容的中年男人。
  
  对方自我介绍说:“我是医生爱德华,史蒂芬先生的远房侄子里克在南非发了财回国定居,现在要给健在的几位家族长辈聘请家庭医生,以表孝心,我为此而来。”说着,他从皮箱中取出自己的行医执照和里克写的推荐信。然后他笑着补充了一句:“请放心,我的薪水完全由里克先生来支付。”
  
  史蒂芬听了,半信半疑,但还是接纳了医生。之后,医生定期给史蒂芬主仆检查身体。但史蒂芬脾气暴躁,坚持说自己身体健康,拒绝吃任何药物。
  
  医生无可奈何,只好转头对仆人乔治说:“伙计,你的病不是感冒,是鼻炎。这个药要记得每天吃一片,保证你一星期就能好。不然鼻炎重了就不好治了,会困扰你一辈子的。”
  
  有天下午,仆人乔治推着史蒂芬去街心公园散步,回来时却发现医生慌张地从史蒂芬的卧室里出来。医生有些尴尬,急忙解释说:“我今天没有病人,闲得无聊,想找一本小说打发时间。”而乔治发现自己夹在菜谱里、压在枕头下的钱被人动过了。于是,史蒂芬主仆决定一起调查一下爱德华医生。
  
  这天傍晚,医生帮一个岛民看病回来,兴高采烈地说:“今天病人为了表示感谢,特地送了我一瓶珍藏的威士忌。咱们晚上可以好好喝一杯!”
  
  备好晚餐,史蒂芬和医生面对面坐着,乔治打开威士忌给两人斟好。干了一杯后,史蒂芬说:“爱德华医生,感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总觉得你好像在寻找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查看了你的物品。”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剪报:“我在你行李箱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些。”
  
  他拿起一张剪报读道:“悬赏声明:本人的爱子于1914年在从印度回国的船上,被杀人越货,凶手一直逍遥法外。直到1919年,才有目击者告知,凶手是爱子在印度的生意伙伴杰森·阿金斯。特此声明:如果谁可以杀死杰森·阿金斯,奖赏十万英镑。如果在我去世后一个星期内,还没有人能杀死凶手替本人爱子报仇,此悬赏作废——詹姆斯爵士。”
  
  他又拿起另一张读起来:“里克先生近日从南非回国,据悉,里克先生在南非做钻石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此次是回国定居。有消息说他在伦敦买下了一座豪宅。”
  
  史蒂芬放下两份剪报,盯着医生说:“医生,我想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给我的侄子发封电报,去确认一下你是不是他雇来的?”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在确认这是史蒂芬的住所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大声说道:“先生们,我是邓肯律师,受我的委托人詹姆斯爵士委托宣读一份声明,确切地说应该是遗嘱的一部分,因为詹姆斯爵士上周去世了。”
  
  史蒂芬抬手打断了律师的话,说:“我想我们已经知道那份悬赏声明的内容了。”
  
  律师有些吃惊,耸耸肩说:“哦,是这样,最近有消息说凶手就在这幢别墅里。”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继续说:“各位,今天就是詹姆斯爵士去世一周的截止期限,我会在码头旁的小酒馆里等可以领取赏金的人,直到深夜零点。祝各位好运。”离去之前,他看到医生暗暗地指了指自己的领口。
  
  律师走后,医生忽然说:“我其实是个赏金杀手,绰号叫‘杀手医生’。之前听到消息说杰森·阿金斯在这里,我就假借里克先生推荐的名义混了进来。今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我看我找不到阿金斯了。”说完,他举起酒杯说,“打扰这么久了,咱们干了这杯威士忌,我就告辞了。”
  
  医生给乔治也倒了杯酒,三人各干了一杯,医生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等他收拾好行李再回到餐厅时,发现史蒂芬主仆已经僵坐在餐桌旁不动了。
  
  医生走近史蒂芬,得意地说:“放心,酒里只是麻醉剂。”突然,原本靠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的史蒂芬猛地一侧身,从自己拐杖中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剑,用力地刺入了医生的胸口。
  
  医生难以置信又不甘心地挣扎了几下,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史蒂芬大口喘着气,然后找来一杯水给乔治喝下去,乔治才慢慢恢复,吃惊地问道:“先生,您没有被麻醉?”
  
  史蒂芬冷笑着说:“我已经怀疑他了,又怎么会喝他带来的酒?真不知道这个白痴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乔治恐慌地道:“难道您就是……”史蒂芬不耐烦地转过身去。
  
  乔治鼓了鼓勇气,从医生胸前用力拔出短剑,递给史蒂芬,说:“先生,您的剑。”史蒂芬闻言转身来接,却发现乔治正满脸狰狞地举剑刺向自己……
  
  码头旁的小酒馆里,律师独坐一角,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这时,门开了,乔治走了进来,衣服上还沾染有血迹。律师愣了一下,说:“真没想到最后是你来领赏金。”
  
  乔治“呵呵”笑着说:“我在史蒂芬家很久了,一直不知道他原来是个杀人凶手。”然后就把律师离开以后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并掏出一本破旧的护照递给律师说:“看,我还从他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杰森·阿金斯的护照。”
  
  律师说:“哦,我想詹姆斯爵士终于可以瞑目了,唉,可怜的小汤米的仇终于报了。”
  
  乔治也随声附和道:“是呀,可怜的小汤尼。”然后,他贪婪地搓着两只大手问律师,“那我现在可以拿到十万英镑了吗?”
  
  律师摇了摇头说:“这笔赏金是属于‘杀手医生’的,既然他去世了,这笔钱就属于他在利物浦的妻女。”
  
  乔治顿时一头雾水,问:“你是不是搞错了?”
  
  律师吸了一口烟,说:“‘杀手医生’之前发电报告诉我,他在法国医院里得到了阿金斯的牙科病历,所以在给大家检查身体时便能找出真正的阿金斯。事实上,阿金斯偶然得知史蒂芬是战时出卖国家利益的卑鄙间谍,隐姓埋名躲在这里,他看中史蒂芬和自己年龄相仿,就找机会接近史蒂芬,再散布消息暴露阿金斯的行踪,引来赏金杀手。只有史蒂芬当了替死鬼,阿金斯才可以彻底摆脱追杀。”
  
  乔治擦擦头上的汗说:“可惜他们都死了,不会有真相了。”
  
  律师忽然伸出一个手指说:“我离开的时候,‘杀手医生’指了指自己的领口,其实是在暗示男仆的领结。”
  
  乔治哼了一下说:“无凭无据的猜测。”
  
  律师又伸出第二个手指说:“你是汤尼多年的生意伙伴,当听到我把汤尼的名字说成汤米,你下意识地就纠正了过来。”
  
  乔治笑了一声说:“不好意思,我有些耳背,可能是我听错了。”
  
  律师摇了摇头说:“你还真是迟钝啊!关于‘杀手医生’,大家都传说他:治好一个病人,干掉一个目标。”
  
  乔治顿感不妙,而当五脏六腑如火烧般疼痛渐渐加剧时,他才恍然大悟:医生在给自己服的鼻炎药中早就动了手脚,但为时已晚……
  
  律师冷冷地看着倒下去的乔治,也就是真正的阿金斯,又瞥了一眼怀表,说:“‘杀手医生’很守时啊。”
    

关于死亡,这是一篇颠覆你认知的文章

  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一
  
  当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就这样,巴金在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因为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的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二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文章这样写道: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子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海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里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回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插管等等。罗点点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三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何谓缓和治疗?即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而有尊严。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曾任北京军医总医院肿瘤科主任的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表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四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四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后来他的气道出血不止,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儿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五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数年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人生要和一个甜的人在一起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整天都很不开心,很担心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于是他去看医生。医生在听了他的陈述之后,给他开了一个药方。药方上写着:去探望一个每天都很开心的朋友,早中晚各一次。
  
  几个月后,年轻人高兴地跑回来找医生表示感谢。医生笑着说:“要让自己开心,就要和一个甜的人在一起。有什么药能比身边人的良性影响更有疗效呢?”
  
  人生实苦,更得和甜的人在一起
  
  叔本华说,人生实苦。的确,人的一生,总是有太多的烦恼和不如意,避无可避。但最不幸的是,遇到了错的人,还与之纠缠不清,给自己的生活平添更多不快。追求幸福或许不易,避开痛苦也许要简单许多。
  
  人生其实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有天早上坐公交车,遇到了一对老夫妇。两个人上车问了路,才发现坐反了方向。周围人都着急为老人家出谋划策,但他们两个人不慌不忙,也没有互相埋怨,而是找了座位坐下来,还和周围为他操心的其他乘客打招呼,说没事没事不赶时间。
  
  车很快就到了下一站,两个老人家该下车换乘了。巧合的是这站正好是一个海棠花公园,两个人一看,开心地说多亏坐错了车,然后手拉手下车去逛公园了。两个老人家快乐离去的背影,让一车人惊叹不已。
  
  我想起曾经和一个朋友出门,也是同样坐反了车,于是一路上都充满了朋友的埋怨、牢骚和丧气,劝都劝不住,最后连带着我也变得烦躁起来。原本只是耽误了一会儿时间,最后成了耽误全程的心情。
  
  很多时候,生活的逻辑并没有那么奇妙,你的心情,你的境遇,无非是受到身边那么几个人的影响。而你身边的人,构成了你人生中绝大部分的风景,影响着你日常生活的天气阴晴。
  
  就像那句话说的,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和谁在一起。和消耗你的人在一起,日子会越过越颓废;而和一个很甜的人在一起,越能发现生活中的愉快美好。
  
  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朋友讲过这样一件事,有天她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忙得焦头烂额,喊了她老公几声,他却只应声没过来。于是她火冒三丈地找到他,生气地问他,你是不是很闲?老公抬起头愣愣地看着生气的她,没说话。
  
  她又问一遍,你是不是很闲?结果老公站起来亲了她一下,笑着说,咸不咸?她说自己一下子就笑了,一肚子的火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然后开开心心地去继续做家务了。试想,若是换了一种人换了个应对方式,可能一场争吵就避免不了了。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脾气太坏,烦恼太多,诸事不顺,其实只是遇错了人而已。和一个甜的人在一起,大风大浪也会变成清风微波。
  
  他不一定有多顺风顺水,但是能沉淀负面情绪,不会随随便便拿自己的情绪惩罚身边的人,和他在一起,不快的小事也能轻松化解。他不一定有多精明能干,但是能让你笑,让你觉得舒心,和他在一起,快乐总比难过多,笑容总比泪水多。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让你觉得人生愈发辛苦,有的人让你发现人生还可以是甜的。
  
  如果一生注定要遇到诸多风雨,愿有一个很甜的人,让你在生活的一地鸡毛里,依然能领略人生甜美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