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盗治盗

  明朝洪武初年,陕西汉中盗匪猖獗。朱元璋了解情况后,派官员去治理。可是派去的官员换了一个又一个,盗匪抓起来不少,但仍层出不穷。于是,皇帝又派了一个人去。这个人就是时任吉水太守的费震。
  
  费震到了h中,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急着抓盗匪,反而每天穿着便衣到处闲逛。几天后,官仓的粮食就被抢光了。费震却不着急,还贴出告示:“借官仓粮食者,第二年秋天还回来就行。”大家都不知道费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接下来的日子,费震的府衙里突然人多起来,原来都是主动自首的盗匪。费震不仅没有把他们抓起来,反而还送给他们每人一袋种子。那些原来被抓的盗匪也被他放回家。自此盗匪消失,再没有人出来作乱。
  
  来年秋天一过,汉中府的粮仓满了起来,当年那些偷盗官粮的盗匪都把粮还回来了。
  
  三年任期满后,费震被皇帝召见述职。费震说:“当时我发现那些盗匪行窃时只偷粮食不偷钱,我就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在深入民间调查后,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盗匪,只是一些没有粮食吃的穷苦百姓。只要老百姓的生活有保障,这些所谓的乱匪也就不存在了。”

利于小者必害于大

  唐贞元三年(787年)的一天,东都洛阳的官员、豪绅富商们都早早地赶到嵩山的丰乐寺,不为别的,就为祭奠一个人。这个人虽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但却是一个达官贵人的母亲。这个达官贵人叫作陆贽。
  
  何许人也?苏轼称赞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陆氏本为江南望族,只可惜陆贽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然而,陆贽很有才,大历六年(771年),年仅18岁即高中进士,先后担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县尉和渭南县主簿。
  
  唐德宗即位后,即征召他担任翰林学士、监察御史,参与机务,成为德宗极为倚重的近臣,虽无宰相之位,却被称为“内相”。陆贽协助德宗走出泾原兵变危机,挽大唐江山于将倾,时人呼为“救时内相”。
  
  这一年,陆贽的母亲因病去世,他按照规定回乡“丁忧”守孝,经过洛阳,陆贽将母亲的灵柩停于东都洛阳嵩山的丰乐寺。洛阳当地官员、豪绅富商们听说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结交机会,于是纷纷带着奠礼登门拜祭。然而,这些前来拜祭的官员商绅却吃了一次闭门羹。对于当地官员、商绅的做法,陆贽毫不领情,他一口回绝说:“家母过世,是我的私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只是宦途之交,你们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能收的,请诸位拿回去吧!”无奈,碰了一鼻子灰的官员商绅们,只好悻悻而去。
  
  事实上,陆贽为官清廉,不事积蓄,丁忧期间生活常常捉襟见肘,最后靠朋友韦皋的资助,才渡过了给他母亲治丧、守制的难关。
  
  陆贽的做法,毫无疑问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甚至不满,唐德宗听到这些议论后,在一个极私密的场合,对陆贽说:“你的清廉和谨慎也有点太过分了吧。各地官员到长安来,给你送一些礼物,那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T外,一点都不接受,那是很不近人情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好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没想到,德宗的这一番启悟,不仅没有使陆贽改弦更张,第二天,德宗还收到了陆贽的一份奏章,正儿八经地回复了皇帝:
  
  “官员接受贿赂,哪怕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更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旦打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
  
  因此,接受“鞭靴”之类的馈赠,绝对不是“受亦无妨”的小事,因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民,莫大于贿”,上梁不正,焉能使下梁不歪?
  
  为政不背人情债,并非不讲人情。但是,靠金钱来维系人情,维系的只是肤浅的关系、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相反却正是腐败产生的土壤。它助长了人际关系中的算计,将真正的人情庸俗化。陆贽心里清楚得很,假如自己是丢官回乡,你看那些官员富绅会不会因为母亲去世而争着来拜祭呢?
  
  陆贽对此有着自己清醒的头脑:“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必及金璧。”不难明白,其实很多腐败都是从人情开始的。刚开始很小,慢慢地就大了起来;刚开始用私款,慢慢地就会用公款。
  
  在民间也一样,“人情是笔债,提起锅来卖”。很多人砸锅卖铁,为的就是受人情之累。官场何尝不是如此,官员的人情来往要远远大过民间百姓,总有一天会入不敷出,到时就会打公款的主意,历史与现实的教训还少吗?

诚实不欺

  北宋时候,有个晏殊,他少年时就很有才能,有人向朝廷推荐他。朝廷把他召到宫殿,正好碰上宋真宗亲自考试进士,便令他一道参加考试。
  
  考试题目发下来,晏殊看了试题说:“十天以前,我已作过同样题目的文章,请另外给我出个试题。”宋真宗非常喜爱他的诚实坦率、不隐私情的性格。
  
  后来,晏殊到史馆任职。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京城中的官员经常设宴聚会。晏殊当时家境贫寒,不能外出游乐,只好独自留在家中和兄弟一起读书学习。
  
  宋真宗要挑选官员,辅导太子。一天,忽然从皇宫中传出圣旨,诏命晏殊进宫辅导。执政的大臣不明白宋真宗为什么选上晏殊。真宗告诉他们说:“近来我听说馆阁里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日夜游玩,饮酒作乐,只有晏殊和他的兄弟读书学习。这样谨慎忠厚的人,正适合做辅导太子的官员。”
  
  晏殊接受任命以后,一次宋真宗召见他,当面告诉他让他做辅导太子官员的原因。晏殊毫不掩饰,老老实实地对真宗说:“我并不是不爱游乐,只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力量置办美酒佳肴。如果有钱,我也会去的。”宋真宗听了,更加赞许他的诚实,也更加宠信他了。后来,到宋仁宗当朝时,晏殊被授予更重要的官职,当了宰相。

做一个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

  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清朝皇帝相当忠实地遵守早朝的时间,说明这是个严谨恪守规矩的王朝。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其中的一些记载验证了这个判断。只是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1896年2月的一天,光绪皇帝要见官员,恽毓鼎必须四点钟就到景运门朝房等候,七点钟在乾清宫引见。3月初的日记则说某次上朝要凌晨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版,所谓看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簸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导致身体不适。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似乎还远不及当今的打卡白领那般辛苦奔命。皇家上朝时间虽然很早,不时会迫使官员天没亮就得匆匆赶场,但一旦早朝仪式结束,官员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觉,剩下的时间也完全归你支配,真可以说是想干啥就干啥。
  
  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会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面,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阵很多人送来扇面给恽毓鼎要求题字,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旧版书也是重要的活动。据他自己的统计,仅1908年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达五六百封,内容全是委托办事,谋取差缺等事。这些信虽不必一一回复,但拆阅处理也须耗去相当长的时间。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却是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上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了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而且多属人情世故之举,不可轻易拒绝,有一次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日不有应酬,无日不有饭局”,以致“疲困浮动,颓然病矣”。所以日记中时常发出自责的声音。在1905年3月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络绎不绝地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儿客人,感到头晕气短,等客人刚离去,就呕吐起来。于是他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人彼此见面时会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中国却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做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已耗去无数精神。等到了该说之事,说起来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听起来让人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他说遇到一个朋友托他办事,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送到大门,又照说一次。他感叹这种人必不能决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悬想荒江老屋,耕读自娱,不复问人间事,恐生平无此清福也”。
  
  我们从一个清朝官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发现,处理公事的部分其实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时间会消耗在私事应酬的漫长程式里。这些私事有些可以自行支配,有些则如无法摆脱的劳役,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