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巴脚效应

  “出丑效应”是指才能平庸者固然不会受人倾慕,而全无缺点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最讨人喜欢的人物是精明而带有小缺点的人,此种现象亦称为仰巴脚效应。
  
  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通过实验发现:当同学们分成小组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内部最有本事的人往往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人。
  
  也就是说,一些微小的失误不仅不会影响人们对优秀人士的印象,相反还会让人们从心里感觉到他很真诚,值得信任。如果一个人表现得完美无缺,我们从外面看不到他的任何缺c,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真实,降低他在别人心目中的信任度。
  
  他们只有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他们只有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他们只有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

尊重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一个惯性思维:你要尊重,就是要理解。所以,我们就认为:理解是尊重的前提,没有理解,就没有尊重。但有的时候,理解对于我来说,挺难的。比如,对男生染一头红头发的行为,我是很难理解的。
  
  有一年到韩国访问,一个志愿者陪着我们,个头高高的一个小伙子,一头红发,戴着耳环,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有点儿大,我没缓过神来。之后,我努力不去看他的红头发,一直观察他。我发现他在吃饭的时候会捂着嘴,出入的时候一定给女士、老人先开门。有一次,我们都走出去很远了,他还站在原地,原来是因为十余米外有一个女生正走过来,他要帮她开门,这个女生可能跟他说了谢谢,他对她鞠了个躬,然后跑过来追我们。
  
  我突然发现这个孩子样样都比我强,虽然我对他染红头发还是不理解,但突然X得他特别好看。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倔老头

  老约翰的农场里有一个大池塘,很适合做露天泳池。最近,老约翰把池塘修整了一下,乐滋滋地对妻子说:“这下,我们可以向来游泳的人收费赚钱了。”
  
  妻子却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我说约翰,你年纪大了,这么大的池塘,你根本看不过来。就算有人来游泳,你都弄不清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走的,你还指望能赚钱?”
  
  脾气倔强的老约翰很不服气。
  
  这天傍晚,老约翰散步时听到池塘那里有声音,走近一看,只见好几个女人正在池塘里洗澡。这时,老约翰的妻子也赶到了,她朝女人们吼道:“太过分了,@池塘是私人的,你们快上来!”
  
  一个女人答道:“除非这男人离开,否则我们是不会上来的。”
  
  妻子看着老约翰,老约翰瞪了妻子一眼,说:“让我走?我走了,你以后好笑话我,说别人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妻子知道老约翰又犯倔脾气了,她叹了口气,说:“难道你就站在这里耗下去?”
  
  老约翰撇撇嘴,随手拿起池塘边的一个水桶,高高举过头顶,向女人们喊道:“喂,我可不是来看你们洗澡的,也不管你们是不是裸着身子上来。我来这儿,是给池塘里养的那些短吻鳄鱼投食的。”
  
  女人们听到这话,一个个脸都吓白了,也不管老约翰还站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拼命游上岸,捡起地上的衣服,胡乱披在身上跑了。
  
  老约翰看了一下手表,对妻子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她们走的时间是五点四十五分。”

用了20年,我才敢和富二代同学一起喝咖啡

  我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小时候,我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旧的,有别的大孩子穿过的,也有城里的孩子捐来的。有一次,我穿了一条像是女孩子才穿的带花边点缀的裤子去上学,遭到了同学的嘲笑,我只好在课间的时候躲在厕所里,等上课铃响了之后再跑进教室,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穿“女人裤子”了。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它们让我在自卑、敏感中度过了中小学时光。
  
  为了供我读书,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木厂工作,正是父母的奋力托举,我才能够进入大学。刚进大学的时候,许多社团都有纳新活动,我不敢报名,因为报名需要填写联系方式,而我连手机都没有。同学请客吃饭我也不敢去,因为我没钱回请他们。
  
  当时有些同学喜欢在宿舍打游戏,懒得下楼吃饭,我便为他们跑腿送快餐,每次跑腿都能收到五毛钱的跑腿费。几毛钱,对一个寒门学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五毛钱可以在食堂买到一坨米饭,一块钱可以打印一份参考资料……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航空公司工作。而当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成为有编制的正式工后,便不顾父亲的反对,选择了辞职。在那之后,我当过证券公司的业务员,卖过饲料,做过房地产中介,曾拿着500块钱一个月的底薪,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后来,兜兜转转进入教育培训行业,我当时看好这个行业,便全身心地扎了进去。
  
  为了业绩,我深夜12点跑到顺丰快递的物流中转站,历经3小时,只为找到第二天要用的文件;连续开车几百公里,只为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和合作单位把合同敲定。那时,我最喜欢的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知道,夜空一定有一颗最亮的星,一直在照亮我前行。
  
  2016年9月,我有幸接触到了公众号写作。由此,我开始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写文章。直到有一天,我的一篇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转载。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拿到微信公众号原创标签的时候。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收到《意林》杂志邮寄给我稿费的时候。
  
  我永远记得自己的文章第一次登上微博热搜的时候。
  
  我决定辞职的时候,已经可以靠写作每个月带来上万元的稳定收入。紧接着,便是无数个夜晚披星戴月回家,无数个凌晨熬夜写稿子,无数个晚上因为选题而焦头烂额……2019年,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粉丝突破200万,杀入中国微信500强,我望着屏幕,泪奔。
  
  不久前,同W组织聚会,有些富二代同学点名要我一定来。和这些近二十年没见的同学聚在一个高档的餐厅里,喝着咖啡,我感慨万千。其中一个富二代同学笑着对我说,以前读书的时候叫我下馆子吃饭,我从来不去,这次能够出来,很难得。我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过头看着窗外的车流,仿佛看到曾经那个自卑、孤独的自己。
  
  “用了20年的时间,我才敢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我在心里这么说。  

搭讪的勇气

  大学的时候,不怎么喜欢一种人。
  
  这种人精明能干,会在所有群体性活动中引得所有人的关注,几个小时前的陌生人,很快就会成为他的朋友。
  
  嗯,社交花。不知道是哪个特别有语言天赋的人,总结出来这么一个精辟的词。
  
  之前去外地参加一个电影宣传活动,一个同行的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开会的时候总是积极踊跃地发言,每次发言都要称赞主办方几句。活动最后的酒局上,这个姑娘跟每位领导和投资人敬酒,几句话后就顺理成章地加上了对方的微信。
  
  说实话,那一刻,我是有些嫉妒她的,因为她很快就跟那位我一直特别欣赏的导演聊得甚欢,而我却连上去搭个话的勇气都没有。
  
  我该怎么迎上去?我该说什么才能让他对我有印象?他会同意加我微信吗?诸如这样的问题在脑袋里盘旋,索性放弃吧,我安慰自己:干吗活得这么用力啊?
  
  之前在大学实习的时候,同小组早进来的那一批学长学姐都在争取留下来的机会,看着他们为了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名额抢破了头,不得不感慨现在的竞争压力真的很大。
  
  最后出结果的时候,有一位学姐的入选让大家都大跌眼镜,明明她的最终考核成绩并不是最优秀的,却因为另一个组的一位德国主管写了一封推荐信,而成功留了下来。
  
  那位德国主管曾经在团队聚餐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吃过饭,大概因为上下级,实习生们都没有敢主动过去搭话的,唯独那位学姐主动上去聊天。
  
  我_始重新审视“社交花”这个略带恶意的词。其实,作为人的本能,社交的能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才智的证明呢?
  
  记得新生周的第一天,学校特别设置了几个小时的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什么也不做,让大家努力地去和陌生同学交谈,认识陌生人。活动的目的是拉近陌生同学之间的距离。
  
  我发现亚洲的面孔大多抱团聚集在一起,讲着自己的母语。羞涩的我也不自觉地和“中国同学们”抱成一团。或许这是初来乍到异国他乡,最能获得安全感的方式吧。
  
  认识的一个家境不错的朋友曾经在加拿大生活了好多年,终日待在华人圈的他,回国后英文还是磕磕巴巴的。
  
  无论是提高能力,还是真的要去交一些朋友、开阔一下眼界,不能勇敢踏出固有的圈子真的是很可怕的。
  
  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可能比做其他事情更需要勇气和胆识。

勇敢做自己

  Paul是荷兰人,在都柏林工作,因为住在同一个街区,所以他经常会邀请我去他家看电影。
  
  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一直在游离。我对Paul说:“我觉得自己变得有些不像自己了。”
  
  Paul说自己曾经谈过一场长达八年的恋爱,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几乎是在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说了再见。
  
  Paul按照对方喜欢的样子去塑造自己,那个自己与原本的他越发隔离,渐行渐远。他也曾经试图为感情去做一些理应的牺牲,但只可惜到最后这些“改变”不再是甜蜜的负担,而是让他越发看不清真实的自己。
  
  因为追逐“做自己”的自由,所以Paul选择了放弃这段爱情长跑。他们在那年的圣诞节吃完最后一次晚餐后,女生搬回了荷兰,两个人再没有联系过彼此。
  
  我认同Paul的观点,可以为了爱一个人而做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是让两个人变得更加融洽的蜜糖,但倘若这种“改变”最后变成了一味地迁就,甚至忘记自我,那便是一段感情的巨石与海啸。
  
  小的时候,学校里开运动会,大家都热火朝天地选好了自己要报名参加的项目,我也报了一个袋鼠跳,就是把自己装进麻袋里,模仿袋鼠跳,看谁最先跳到终点。
  
  其实我对这些项目压根不感兴趣,可我还是报名了,硬逼着自己成为积极参加活动的一分子。因为,我害怕那种被别人觉得“奇怪”的感觉。
  
  所以就连当我遇见爱情,喜欢上某个人的时候,也在用力扛着那个外壳,去做一个对方喜欢,而不是自己觉得舒服的人。
  
  早饭的时候,室友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当你真正去做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或者说,你才会真正遇到那个值得的人。”
  
  在他对我说完之后,我脑袋里忽然空白了几秒,因为我好像猛地意识到,我以为自己活得足够明白了,但其实从未想过这个问号后的答案。
  
  “至少当你真正去做自己的时候,你是真正在爱你自己。”
  
  我给自己创造的仪式感是,从那场失败的恋情走出来后,我去染了蓝色的头发。我能感受到自己的鲜艳发色吸引了不少路人的视线,起初的我被这些目光弄得有些不舒服,但当一位和我擦肩而过的老爷爷,对我用带着浓重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Nicehair(好漂亮的头发)”的时候,我内心一下子如释重负。
  
  现在的我虽然不再是那头蓝发,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我脑海中存留下来的只有美好的回忆,是路人投以我的目光和微笑,是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题时带着的那句“蓝头发的男生”。
  
  于我而言,这些回忆关联的是一个勇敢和真实的自己。

我和我的牙齿

  对一个女孩来说,十二三岁应该是“美”这个意识的萌芽期。那时候我上初中,却一直不敢开口大笑,因为我的牙齿。
  
  我的两颗门牙之间,有一条过于宽大的缝隙。上初中的时候,这件事情几乎成为我的一个心病,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期盼着——希望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缝隙可以消失。
  
  我的父母对“美”这件事情毫不在意,当我尝试去倾诉这件事情带给我的痛苦时,他们却觉得可笑,觉得我在小题大做:“不就是一条缝吗?没关系的。”“你把它当成你的特色就可以了。”“只要学习好,谁会在意你牙齿之间的缝隙?”
  
  我上初三的时候,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男生有了朦朦胧胧的好感,于是自卑的感觉更加明显。对别人开口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看向我,我就会想他是不是注意到了我丑陋的牙齿。
  
  反正那个年纪,也确实是想得多的年纪。走在街上,看到一些饭店贴出来的招聘广告里写着“五官端正”时,我便会在心里懊恼一番,觉得自己长大以后去找工作面试,连最基本的招聘要求都达不到——牙齿算不算五官?好像不算,又好像算。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非常理解,为什么成年人会喜欢歌颂青春,影视作品也会拍“我的中学时代”,好像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时期是无忧无虑的,有着玫瑰一样的色彩。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牙齿间的缝隙是我最大的心病。但除了它,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别的“大怪兽”。
  
  比如每一次的数学考试。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很差,学校门口的打印店里,可以打印每一次月考的成绩,五毛钱一张。除了希望我的牙齿变得整齐的愿望之外,我那时候还有一个阴暗的心愿,希望那家打印店能够倒闭,或者干脆失火,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我惨不忍睹的数学成绩了。
  
  还有我额头上忽然冒出来的痘痘,我的又粗又硬还是自来卷的头发,而且我12岁的时候身高就长到了171厘米。天啊,那个时候真是让我绝望。
  
  中考我考得还不错,进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但和那个我对其有好感的男生,不在一个学校。
  
  那个我有好感的男生,肯定是不会喜欢我的,什么人才会喜欢我呢?我想象不出来。我上初中时也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女生朋友,我觉得她们都很好看——娇小的身躯,柔顺的长发,每个人的牙齿都是整整齐齐的。我在她们中扮演的常是一个“傻大姐”的角色。
  
  不在一个学校之后,我给那个男生写过几次信,还去他所在的学校给他送过几次早餐——我看偶像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女主角最终用这种笨拙的方法打动了男主角。
  
  但最终我做的这些努力都石沉大海了,我想想,也对,哪有男生会喜欢一个门牙之间有一条宽缝的女生呢?
  
  中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躲在家中,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每天一本接一本地读小说,从琼瑶读到勃朗特三姐妹。唉,多让人伤心,小说里面竟然没有一个牙齿有缺陷的女主角。
  
  高中时期,我过得开心了一些。因为在新的班级里,我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弯弯在很多地方都和我很像,她也有着170厘米的身高,说不上胖,但在那个年纪,女孩子看起来好像都是胖胖的,因此,我和她都显得高高大大的。她也长青春痘,也有不那么好的数学成绩。
  
  但和我不一样的是,弯弯比我开心很多。
  
  她好像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总能想到一些搞笑的事情,每一次班里换座位的时候,我都期盼着能够和她坐在一起。我们俩坐在一起,经常能笑趴在桌子上。
  
  渐渐地我也变得开朗了一些。
  
  当然,我也会向弯弯吐苦水,向她倾诉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因为自尊心作祟,“觉得自己很丑”这句话当然是说不出来的,但我会和她抱怨自己那失败的喜欢和父母不够理解自己的苦闷。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正是郭敬明、安妮宝贝、落落等青春文学作家风靡校园的时候,我读他们写的句子,读得心有戚戚,觉得每一句讲青春的忧愁都是在说我自己。
  
  弯弯总是笑我太敏感、想太多。
  
  上高二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爸妈觉得我是个大姑娘了,该注意形象了。一天放学回到家,他们主动问我,要不要去矫正牙齿。
  
  还是刚刚进入21世纪的那几年,互联网在偏僻小县城还没有普及,因此,我之前从未想过不整齐的牙齿是可以矫正的。去医院的前一晚,我失眠了。在我的想象中,我跳过了自己戴着牙套的情节,直接想象的,是拆掉牙套之后自己的样子。多好啊,我在心里雀跃、欢呼,我的牙齿马上就能像其他女孩子的一样了。
  
  现在想想,我对那一年的“牙套生涯”已经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可能也是因为到了高三,不管平日里多么吊儿郎当的人,都开始变得努力和认真起来了。我第一天戴着牙套去教室的时候很紧张,生怕自己会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可一天下来,发现根本没有几个人注意到我的牙套,而即便注意到了的人,也完全没有在意。
  
  我放下心来。
  
  有一次,弯弯回老家,从老家带来一些麦芽糖之类的小吃。课间,她把小吃分给我,我刚吃了几口,惨剧便发生了——麦芽糖粘住了我嘴里的钢丝牙套,我的牙套硬生生被扯了下来。
  
  当时的我又尴尬又窘迫,弯弯却在一旁笑得特别开心,把我气坏了。没等放学,我就溜到医院里找医生给我重新装好牙套。
  
  那是我最后一次吃麦芽糖。
  
  我戴着那副金属牙套度过了我的高三。那时因为有了一个简单的目标,所以多愁善感的情绪少了很多,那个我暗自喜欢的男生,听说在高二时就退学参军了。在我们那样的县城里,退学参军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觉得很伤心,再想想自己的人生,顿觉一片灰暗,找不到一点光亮。
  
  那天晚上放学之后,我和弯弯坐在学校的操场上,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着自己的心事,也畅想着高考之后的生活。我说等高考结束,我爸会带我去北京玩,那时候我的牙套应该就可以摘掉了,我要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牙套可以摘掉和高考结束一样,好像都是能够带给我新生活的事情。
  
  那个晚上,坐在我身旁的弯弯突然哭了起来,不是那种低声抽泣,而是放声痛哭。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弯弯哭,在我眼中,她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似乎从来没有什么烦恼。
  
  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与我的烦恼截然不同的烦恼,带给我的震撼非常大。弯弯家在农村,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哥哥,还有一个姐姐,是聋哑人。她妈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她的爸爸在她13岁那年就去世了,当时她爸爸在上海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意外离世的。
  
  那是弯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上海,以前上海在她的想象中,是那么繁华、那么遥远的一个城市。可没想到第一次去,就是去处理至亲的后事。啊,我的十三四岁,人生中最大的烦恼,居然是两颗牙齿中间的缝隙——只是一条缝隙而已。
  
  我的牙齿后来又出过其他的问题,比如虽然取掉了牙套,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牙套摘下来之后,通常还需要戴一段时间保持器,但我去读大学的时候,不小心将保持器弄丢了,一周之后才有空回家去补,影响了矫正效果,缝隙又宽了一些。
  
  后来为了对付那两颗门牙,我索性去安了两颗烤瓷牙。烤瓷牙戴了几年,和牙龈的连接处有些发黑了,我又去医院,换成了两颗全瓷牙。
  
  其实这也不是多么难的事情,总能想办法解决的——门牙之间有缝隙,真的是件小事情,戴个牙套就能够矫正过来。如果觉得金属牙套很难适应,现在还可以戴隐形牙套。
  
  弯弯大学毕业后坚持留在省会城市。她靠借钱度过了刚毕业没有收入的那几个月,后来工作慢慢进入正轨,虽然也常昼夜颠倒,加班出差,但总归是有了安全感。
  
  昨天凌晨收到她发给我的消息,说她刚拍完婚纱照,准备明年结婚。
  
  十三四岁的我为了牙齿间的缝隙而发愁到失眠的时候,总觉得未来是很遥远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就到来了。

我为什么要主动脱离社交网络

  20世纪初,有一匹著名的马叫作汉斯。这匹马的主人是一名退休教师,他一直在训练这匹马,试图训练它的思维。奇迹发生了,人们发现这匹马会算数,当你问它“4+3等于几”时,它会用蹄子敲击地面的方式告诉你答案是“7”。
  
  它几乎没有失误过,很多科学家开始研究汉斯,发现它并不会算担原理非常简单:当马蹄开始敲击地面的时候,它的主人(或者是别的提问者)总会有些下意识的细微神态,比如紧张、欣喜,和在它敲出答案之后的如释重负。它的主人并非有意作弊,只是汉斯的确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能够从人们各种微妙的反应中给出正确的答案。
  
  现在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读空气的能力还不如一匹马。习惯了用一个表情包来代替复杂的反应,用“哈哈哈哈”来掩饰尴尬,交流变成了十分枯燥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契诃夫的一个短故事,叫作《吻》,讲的是一个胖胖丑丑的下级军官在聚会的时候,于黑暗中被一个女人错认,吻了一下。这个吻深深地震撼了军官,他想告诉全天下,但是当他开始向别人讲这个故事时,他发现竟然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而且如此乏味、如此干瘪。
  
  作家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就是有能力扩展这个吻的人。吻时的空气的湿度与气味,黑暗中湿润的眼睛隐约闪烁的光,吻落在脸颊上的触感……一个吻可以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可以像一场世界大战那样重要。
  
  这就是交流的美妙,它不仅仅是由话语组成的,而且是由无数个可以回味的细节组成的。那些空气忽然安静的瞬间,那些词不达意的心知肚明,那些远处恰到好处响起的音乐、升起的月亮、亮起的灯。我爱这些事物胜过词语本身。
  
  但如果像很多理性乐观者所期望的那样:以后所有的交流都不必面对面,那么作家就要永远失业了。所以我现在有意识地不在通信软件上跟人聊天,当交流的热情被点燃,我更愿意请对方吃顿饭,与他面对面地长谈。
  
  听到我“互联网脱退”的实验,有朋友说:“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那你闲着的时候做什么?你跟周围的人没有共同话题了怎么办?”
  
  我觉得当大脑堆满了大量被强买强卖的一次性物品的时候,它需要被清空,才能有动力去“采购”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对于“没有话和朋友聊”,我也不太担心,是共同话题把我们引向谈得来的朋友,而不是以消耗自己的方式勉强维持终将逝去的友谊。
  
  今天谈的是“未来”。未来是什么?我觉得未来是一种诱惑,当你通过引发共鸣与焦虑写出了一篇点击量“10万+”的文章时,你就无法假装自己没写过;当你的某个观点被点赞上万次后,你就无法回到无人赏识的状态。
  
  王尔德说得好:“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够抵抗。”那么当我感觉到这种诱惑时,我该怎么办呢?
  
  王尔德又说:“摆脱诱惑的唯一方式就是臣服于它。”这次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在诱惑面前,我还可以坚持自我,不臣服于它。

牛奶和秋千

  11岁生日那一天,我得到一笔可观的零用钱,用这笔钱订了一个礼拜的牛奶。因为数目刚好差一点儿,所以只能订鲜奶。当我看着别的同学把粉黄色的果汁牛奶一口喝光的时候,我感到我心中的一角落也被他们吞进肚子了。过了那一个礼拜之后,每逢第二节下课的时候,我就跑去荡秋千。有时候我会故意荡得很高,结果意外得到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我最接近天空的时刻,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让老天看清楚我这可怜兮兮的样子。
  
  后来我变得喜欢溜滑梯,因为我觉得我很富有,老天把我造得这么穷是因为我需要得很少。当一个人站在高处的时候,他的责任只是轻轻往下一滑而已。
  
  每当我想到过去与天空的关系曾经如此密切的时候,内心深感惆怅。现在天空退得那么远,云朵变得那么高,不论遇到操场里的哪一种游戏器材,我都无心再做尝试。即使是教室走廊上风扫落叶的声音,也令我惊悸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