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春光总是让人眷恋
  
  “你想哭,我会陪你掉泪,尽管前一刻我的心情其实是雀跃的。你要笑,我会陪你笑出声,尽管我上一秒其实是沮丧的。”在写给妻子村上阳子的情诗里,村上春树温柔多情。
  
  与阳子初识时,村上春树刚刚过完19岁的生日。作为独生子,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猫。他不爱和人打交道,喜欢躲在图书馆里看雷蒙德·卡佛、杰罗姆·塞林格的作品。那年春天,村上春树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看见长发及腰的阳子,年轻的心瞬间震颤。村上春树发现阳子和自己一样爱看《世界历史》系列图书。图书馆里,这部书只有一套,为了让阳子每天都能看到想看的那一册,他总是早早来到图书馆,抢先把阳子即将看的那一册书取出来,等阳子来了,再给她。
  
  村上春树每天告诉自己鼓起勇气表白,但他每次把书交到阳子手上后就害羞地走开。直到阳子读到最后一本《世界历史》,村上春树终于拿出纸笔,写下“我在图书馆门口等着你”的纸条,夹在书的扉页。他把书递给阳子,转身走出图书馆,坐在门口,沐浴阳光。村上春树希望爱情的阳光也能如此洒在自己身上,暖意洋洋。
  
  但当时阳子并不喜欢村上春树,婉拒了他。村上春树非常气馁,不过很快又恢复了自信。遇见阳子,始知眷恋。他偷偷抄下阳子的课程表,每天和她在课堂上打照面。若阳子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助她。一次,阳子因为牙痛满脸愁容,医生也没有更好的止痛办法。村上春树得知后,想到了家乡京都的习俗:当有人牙痛时,另一个人步行5小时走到他身旁,告诉他牙齿收下了,就能够让牙痛的人康复。当村上春树大汗淋漓地跑到阳子面前,喊出“牙齿收下了”时,阳子觉得眼前的男孩着实可爱,便约村上春树在除夕之夜一同听钟声。
  
  新的生活,心的归宿
  
  相处后,两个喜欢离群索居的人,都发现了心的归宿。1971年,尚未毕业的村上春树决定和阳子结婚。两个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阳子喜欢爵士音乐,村上春树便想开一家爵士乐酒吧。为此,村上春树和阳子每天打几份工,终于攒够了开店的钱。位于东京西郊的国分寺爵士乐酒吧生意不温不火,在冬天也开不起暖气,村上春树和阳子只能裹着很多衣服睡觉。“虽然现在面临困难,可是这样的经历也能滋养我们的生命。”阳子的鼓励让村上春树对未来充满信心。到了春天,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几年下来,债务还清了,阳子和村上春树决定把酒吧开到城里最好的地段。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名,到现在我还觉得很意外。”多年以后,当村上春树已经成为日本文坛最著名的作家时,阳子说道。
  
  1978年4月,春暖花_,看着在酒吧厨房里切菜的村上春树,阳子喊他出去走走。村上春树决定去东京明治神宫球场看棒球赛。场上,击球手希尔顿打出一记漂亮的二垒打,村上春树非常激动。棒球运动员最大的价值是击球,而戏剧专业出身的村上春树瞬间觉得,自己的价值应该是写小说和剧本。“心情好的日子,倚倚卧卧喝点啤酒,忽然就涌起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就去买来稿纸和自来水笔开始写了。”村上春树很难解释那一刻的联想,但他实实在在地在那一晚,伏在餐厨桌上,动笔创作《且听风吟》。刚写完几页,村上春树就迫不及待地让阳子作为第一位读者。
  
  不过,刚写出的文字并不有趣,在观察妻子阅读的表情时,村上春树有些失落。阳子没有说不好,而是打开身边的留声机,播放起爵士乐。内心还在波涛起伏的村上春树一下沉浸到音乐中。“爵士音乐是一种即兴的表演,我的创作也需要找到合理的节奏。”
  
  “我觉得,你的文章像西方人写出的日语。”阳子的话让村上春树灵光一现,他开始用英文创作,再翻译成日语,这种独特的习惯,使他形成了整个日语文坛中最为别致的风格。
  
  你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在村上春树把《且听风吟》的原稿寄给出版社后,他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当他把小说原稿直接寄了出去时,他告诉自己,如果没有消息,那么自己就再也不写小说了。
  
  他和阳子继续过着如常的日子,每天照看酒吧生意、听爵士乐、散步。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突然接到日本群像新人奖组委会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且听风吟》获得了大奖。村上春树难免有些骄傲,幻想起未来的日子。“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好啊。”阳子只说了这一句话,就让村上春树从幻梦中醒来,他更加笃定阳子就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说:“我可以离开我的编辑,但不能离开我的妻子。”
  
  1981年,村上春树将酒吧卖了出去,决定全职写作。当时,很多人劝阻他,只有阳子支持他做出的选择。在妻子的鼓励下,村上春树决定“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
  
  村上春树和妻子搬离东京,每天一起跑步,一起创作。阳子对村上春树的作品提出了很多要求,有时候会要求村上春树把某一章节改五六次,甚至重写。正是这些挑剔的建议,使得村上春树的作品质量越来越高,声名也越来越大。村上春树成名后,阳子却更加低调,连齐腰的秀发也剪成了短发。很难有人捕捉到阳子的身影,除非在村上春树的书里——那些插图都是她拍摄的风景。
  
  村上春树和阳子没有要孩子,他们把生命完全投入对彼此的欣赏和爱中。不久前,有网友偷偷拍下了村上春树和阳子在京都一家小餐厅吃饭的场景:阳子用手撑着头,眼睛望着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望着阳子,目光里透露着真情。二人的头发虽已经花白,眼神却依然那么炽烈。这道光,也照亮了他们彼此的世界。

先看后跳也不坏

  美有个很有名的职业探险家,名叫埃维尔·克尼维尔。此人一生当中经历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冒险,其中最有名的,是骑摩托跨越大峡谷。为了乘势起跳,他建造了一面斜坡,全速冲上坡顶,然后“嗖”一声直接划一道弧线跳去对岸。这把戏,普通人是玩不来的。埃维尔·克尼维尔在完成此项壮举之后这样说道:“跨越本身并没有多难,难的部分从即将着地时开始。”
  
  内容与此相反,大江健三郎有一本书叫《先跳后看》。年轻时瞧一眼书名,我心里就深表赞赏:是啊,是要先跳后看的啊!如果埃维尔·克尼维尔同大江健三郎就跳跃促膝交谈,想必妙趣横生。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也有过几次冒险。现在回头看去,就连自己也深觉不可思议:嗬,居然好端端活到现在!当然,无论哪一次都不是骑摩托跨越大峡谷那样的壮举,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也算相当惊险的冒险了——既有深思熟虑之后的跳跃,又有没等考虑好就先行动的跳跃——事后固然是受伤了,所幸不是致命伤。所以我才得以被世人称为“作家”,四肢健全地写这类不三不四的文章,一天天得过且过。
  
  如果有人问我愿不愿意重返青年时代,从头活起。那么我只能回答:不,可以了。我可不愿意再干一次那种可怕的事,真的,不是开玩笑。

欧美人为何不愿戴口罩

  “疯了!简直疯了!我没妨碍到任何人,我自己的免疫力低下,戴口罩是为了自我防御。告诉你们,我去过三个疫区,你们觉得我戴口罩好还是不好?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我建议还是让我继续戴上口罩。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警惕,而不是由我来保护你们。”
  
  3月5日,在疫情已然大规模暴发的意大利,一名叫马特奥·达罗索的议员戴着口罩进入议会进行演讲,居然遭到了议员同僚们的嘲笑,议长最终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要求达罗索“要么摘下口罩,要么离开”,愤怒至极的达罗索说出了上述言论。
  
  无独有偶,3月3日,在瑞士,一名女议员也因戴口罩被从议会中驱逐。这位名叫玛格达莱娜·马尔图的议员是首个戴着口罩进入瑞士议会的人,但她的举止随即引发了争论,议长毫不客气地对她下了逐客令,理由是“扰乱会议秩序”。
  
  事实上,不仅政客和民间对口罩有抵制情绪,连欧美的医疗机构对口罩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在疫情同样严重的法国,法国卫生部下属的卫生总署署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要勤洗手,戴口罩并没有用”。德国卫生部的表态是“普通民众戴口罩没有意义”,美国疾控中心则说“健康的人并不需要戴口罩”。在英国和法国,口罩干脆被列为了“处方药”,只有病人才有“资格”佩戴。这也就导致了戴口罩者被打上了“病人”的标签,走在大街上都要受到歧视,以至于很多华侨华人在欧洲反而需要摘下口罩才能参与公共生活。
  
  如果真的追溯起来,欧洲人不把口罩当作常规性防护措施的卫生观念,甚至恐惧口罩,的确有其历史渊源。
  
  其实,欧洲人是口罩的最早发明者,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口罩的雏形。当时,黑死病肆虐欧洲,一些欧洲医生发明了鸟嘴面罩,其前端的鸟嘴状构造装有丁香、龙涎香、玫瑰花瓣、樟脑等芳香物质,用来掩盖环境臭味及隔离病人的飞沫,并具有杀菌功能。
  
  但问题在于,这种原始口罩的功效其实微乎其微,加上当时黑死病的超高死亡率,久而久之,人们就将鸟嘴面罩跟死亡联系起来,加上当时的医生还喜欢用放血、鞭打等不科学的疗法给病人“驱邪”,给人的恐怖感更甚。直到今天,“鸟嘴医生”的形象仍是不少欧美恐怖片中的标配,一出场就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基于文化心理的恐怖感。
  
  也正因如此,在近代以后,医生们为了显示自己与“鸟嘴医生”的区别,很长时间内反而不再戴口罩,直到1896年前后,德国医生莱德奇通过观察做手术的患者伤口感染,进而推断出人们说话时飞溅的唾沫会使伤口恶化,才重新发明了医用口罩。
  
  口罩最初的设计理念也影响了欧洲人的理解:口罩主要是为了防止自己不感染别人。在欧洲人心目中,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不需要戴口罩。
  
  东方人更为熟悉的“预防性口罩”,反而是咱们中国人首创的。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肆虐时,华人医生伍连德将当时简陋的外科手术口罩改造成防护用品,要求中国医生、卫生人员佩戴以防止被鼠疫传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当时同样前往中国东北帮助治疗鼠疫的还有一位法国医生迈斯尼,他是当时全世界顶级的流行病学家,但他坚持“口罩仅是防止医生传染给病患”的思路,批评中国人的做法是对口罩的“滥用”,最终,迈斯尼不幸感染鼠疫身亡。
  
  不过,当时同样在中国东北有大量活动的日本医生们很快在这种对比中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将伍氏口罩借鉴到了日本,让日本成为防护性口罩最早获得全国推广的国家。
  
  口罩变成公众常备用品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蔓延期间,欧美各国强制民众戴口罩。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府联合一些组织刊登声明,告诉人们口罩对流感有99%的抵抗力。不过,即便疫情带来了巨大损失,戴口罩的要求在当时依然遭遇巨大的反对声,很多人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人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所以,疫情过后,欧美民众很快又淡忘了口罩。
  
  从更深层次来说,在历史阴影与现实政治考量之外,欧美人对口罩的抵触心理也有其文化背景在作祟。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重新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医疗水平也同步增进,再加上战后自由主义的风潮,这就导致了西方对于自身有着极度的“制度自信”和“健康自信”,这两种自信都会让其对口罩有抵触情绪。
  
  从意大利议员达罗索的上述发言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自信有多么根深蒂固:达罗索必须首先承认自己“免疫力低下”,以此才能获得佩戴口罩的合理性。换而言之,即便在他的理念中,免疫力正常的人恐怕也没必要戴口罩。
  
  其实,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身体健康及其所散发出的力与美在西方被视为与道德相通的美德,中世纪的欧洲一度将生病视为一种“上帝的惩罚”,这些文化基因的相互作用,都让欧美人更容易将“体弱多病”视为一种羞耻。
  
  与之相对应,由于亚洲文化相对欧美文化更加内敛,口罩非但不会暗示自身体弱多病,反而会附加上不少积极意义:在日本,口罩不仅是一种防疫工具,还具有社交属性。日本秀明大学教授堀井光俊曾l表过一篇论文,认为日本人戴口罩主要是“相互客气”。在中国,由于曾先后经历过SARS和新冠肺炎两场疫情,在抗疫期间戴口罩被认为具有“响应国家号召”的集体主义象征。这些心态都与欧美迥异。
  
  另外,由于劳动保障体系和生活观念的差别,欧美人在感到身体不适时更容易选择请假不上班,欧洲各国目前出台的防疫政策中,也更愿意强调“若身体不适请在家休息”,而不是“戴口罩出门”。
  
  总而言之,不管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历史背景还是文化因素,欧美各国民众对口罩的偏见和抵制恐怕短时间内都难以打破。除非这些国家的官方医疗机构能够拿出足够令人信服的数据,或此次疫情泛滥到如“西班牙流感”般严重的程度——但矛盾的是,如果事态真的恶化到那一天,将酿成一场全球大灾难,这样的代价无疑太过惨痛了。

一个人的名字会影响他的命运吗

  世人都知道牙买加短跑冠军飞人尤塞因·博尔特(UsainBolt)。但是您知道动词Bolt在英语里是“疾走”或者“快起步”的意思吗?没法知道这位冠军在体育方面的出色能力和他姓氏的关系是偶然的还是因为其祖先中有迅猛的人士。
  
  一个调查了12000名运动员的研究发现,在举重运动员里叫勒佛尔(Lefort,字义为强壮的人)与跳高运动员里姓勒格朗(Legrand,大个子)的比例很高。这挺让人吃惊吧,但是并不荒谬。当名字叫勒佛尔的时候,这个名字也会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所以这也是自我形象塑造……这会鼓励人去发展某一运动来加强人们对自己的印象,比如举重。
  
  姓氏也可以影响他人对你的看法。一些社会学家曾经在一份报纸上做了个数学辅导班的启事。他们连续做了几期这个启事,每次换不同的授课教师姓名。在某些启事中,老师的姓氏是派(M。py,π,圆周率)先生,其他的则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姓氏,最后的结果呢?那个所谓的派先生收到的答复是别的教师的近两倍!
  
  就是名字的缩写也会影响命运的。一个由经济专家们做的调查表明,在字母表上比较靠前的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其实这是可以解释的。当论文发表时,例行传统是要将作者们的名字按照字母顺序来进行排列。于是乎排在前面的作者更容易被人注意到,久而久之,他们在职场上就会受到更多关注,更为有利。
  
  与此相反的是,那些姓名开头字母是在字母表靠后位置的人会更有积极性。乔治敦大学的市场推广研究人员科特·A。卡尔森证明那些姓名开头字母从r到Z的人对广告推广的反应速度最快。因为从幼时起他们就因为姓氏排在最后……所以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必须去追赶前面的人。
  
  姓名的缩写甚至会对寿命有影响!加州大学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滕菲尔德曾经分析过大量的美国死亡证明书。一切其他因素都归零不计(人种、社会经济地位等),那些姓名缩写字母带有些积极因素的人,比如H。U。G。(拥抱)或J。o。Y。(乐趣),他们的寿命要比平均寿命长四年半……
  
  与此相反,那些缩写字母为p。i。G。(猪)或D。i。e。(死亡)的人,他们活得比平均寿命要短三年!
  
  名字也是有影响的。有研究员曾经要求教师们给答卷打分,这些答卷的差异就在于露出的名字。有的名字是那些“比较讨人喜g”的,比如大卫或丽思(Lise),有些属于“不讨人喜欢”的,比如于贝尔(Hubert)或贝塔(Bertha)……
  
  结果呢?这些老师尽管声称很客观,但是那些标记了比较讨人喜欢的名字的答卷获得了更好的评判。

再见,16岁的“凡・高先生”

  记得那年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去看老狼的“爱已成歌”演唱会。时隔七年,李志作为特邀嘉宾再次演唱《凡·高先生》,这个曾经孤傲不羁、不可一世的男子已经变得温柔,像一株熟透的麦子,颗粒饱满,垂向大地。我站在灯光的海洋里,突然泣不成声。曾有多少个夜晚,我也像凡·高一样,追梦、愤怒、厌世,在无人的深海区被孤独吞噬。
  
  记得那年,我以全县第三名的中考成绩风风光光地考进我们那里最好的高中。班主任把我安排在教室的第一排,我却在掌声中日渐迷失了方向,觉得日子无聊透顶,被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傍晚,我经过街角的音像店,耳边传来Beyond的《喜欢你》,清爽的吉他声、洒脱不羁的声线在我心中反复摩擦。我取出积攒多年的零花钱买了一把椴木圆角吉他。我那些难以启齿的柔弱,吉他都懂,复杂多变的弦乐既给了我白昼的温柔,也给了我黑夜的踏实。
  
  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排名跌到全班倒数第三。班主任苦口婆心地劝我迷途知返,因为在我们那座闭塞的小县城,学音乐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老师,谁说读书就一定有前途?”我的嘴角不屑地上扬。班主任气得直哆嗦,认为我无药可救,她把我调到最后一排,与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们隔离开来。
  
  在民谣还未普及的那些年,我在这个角落里听完了李志、老狼的歌,在书本上画满吉他谱,独来独往。窗外,白云在天上奔跑,而我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学校的桎梏,自由地高歌呢?
  
  我常常一个人躲在楼顶,抱着吉他弹唱李志的《凡·高先生》。没有掌声,也没有欢呼,只有无尽的风声,我和凡·高一样,虽败犹荣。城市渐渐亮起灯光,漫天璀璨的星光里,寂寞倾泻而下,我成了一头逆风奔跑的独角兽。
  
  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怒斥母亲:“看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暗暗地抹眼泪。我回家时,母亲正跪在地上收拾玻璃碴,腿上细长的伤痕刺痛了我的眼。我冲回房间,举起墙角的吉他猛砸向地板,“哐”的一声,世界安静了,静到我可以听见自己的眼泪沸腾的声音。
  
  从那天起,我从音乐国度走出来,每天背着书包穿梭在家和学校之间,像一匹在旅途中奔跑的马。父母和好如初,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高二开学后的第一次考试,我的名字重新回到红榜。班主任喜出望外,想再把我调回第一排。我看了看前方,那是让我迷失方向的孤岛。我摇摇头,依然坚守在最后一排,在这方属于我的天地,书写青春的补白。
  
  后来,父亲送了我一把吉他,琴面上落满了他歉疚的笑。我在元旦晚会上,抱着我的吉他弹唱《凡·高先生》,台下,班主任和大家一起挥舞双手……我也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拨弄琴弦,为嘈s的世界按下静音键。时光缓缓流过,撕去杏子的那层果皮,便看到香甜多汁的果肉,一切都是最动人的模样。
  
  那些年,我高举着理想主义的大旗,在狭小的房间慢慢长成一棵仙人掌,浑身布满尖锐的刺,稍有不满就扎得别人遍体鳞伤。然而青春期的龙卷风过境后,沙漠成为绿洲,我与自己、梦想、世界和解。

放下一切,走吧

  欧洲的国内机,又窄又小,当然没有电影看,只听录音书罢了。在巴士上,我也读不了书,全靠听。只在酒店房间,才翻翻正式书本,这几天重看了《路上》。
  
  这是作者积克·卡劳圭的半自传性著作。此君之前没写过书,文学修养也不是特别好。总之在旅行途中,有什么记什么,并无什么特别的趣事,里唆的,到底有何种力量,吸引我再读此书呢?
  
  不单是我一个人,天下爱好旅行的人,都在重读。今年是它出版的五十周年纪念,日子过得真快,在六十年代,此书影响了整个文坛,作者的旅程,当今看来,短暂得可笑,只有一千七百二十七里长,走的都是美国的乡下。
  
  五十年来,平均每年还能卖十万本,加起来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将一直畅销下去,成为经典,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一接触到它,你就会染上放翁癖,从此爱上旅行,一生乐此不疲。这本书最强烈的信息是:放下一切,走吧!
  
  还等些什么呢?出门吧!你目前的工作并非没有你不成的,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你要照顾的人,也不会因为你不在他们身边而马上死去。多看天下,多观察别人是怎么过这一生的。回来后,你会对别人更好,你会对自己更好。
  
  如果你还犹豫,就去买这本书来看看。读原文最好,台湾人也应该翻译过,书名译成什么就忘记了。
  
  作者积克·卡劳圭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内就写完这本书。
  
  他用一张张九寸阔的纸连贴起来,成为十二尺长的长条,放进打字机内打出来,从来没有断过句子,连续书写。到最后,这卷纸变成了一百二十尺,中间也用笔修改过几次,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出版成书。
  
  这卷原稿在二一年拍卖,售价两百四十三美元,买主把它拿去十一个城市览展之后,当今存于卡劳圭的家乡的博物馆里。
  
  五十年后的今天,《今日美国》报社的记者跟着作者的路线,走了一趟。
  
  当年卡劳圭从芝加哥出发,他写道:“……我只想在深夜里消失,躲进一条路上,去看看我的国家的人,在干些什么事……”
  
  记者看到的沙漠上的绿洲,被小型购物中心取代,购物中心里面有张震动按摩椅子,你花五美元,就可以享受一个小时,这都是卡劳圭没有看过的事。
  
  在路上的餐厅,多数是麦当劳的连锁店,还在推销新产品,但并不好吃。住的酒店,房内的电视机还是低科技的,播着免费的cnn新闻,房租也要八十五美元一晚了。
  
  路上经过爱荷华监狱,狱墙愈搭愈高,有档人家在卖雪糕,店主说这附近反而很安全,因为有个二十四小时的电视监视着,但几年前还是有人逃狱,大概受不了雪糕的引诱吧?
  
  加油站中u的全是保健药品,原来强壮的司机大佬也注重起健康来。一切在改变,但青山故我,记者还是被大自然感动,没有后悔地走完这次旅程。
  
  卡劳圭最后一站是曼柏斯的纳斯维亚,这个终点成为每年最大的音乐节地点,所有摇滚歌手,不到这里表演一次,终生有憾。
  
  《路上》一书也影响了后来的嬉皮一族,年轻人对固有的生活感到枯燥,旅行去也。爱花、爱自由,与他们的后代优皮一族的爱安稳、爱享受,有很大的分别。